小渔村资治通鉴中级班二年级第九讲作业楼下评楼上

路漫漫

作业：试论举荐人才策略。

青青儿

小渔村资治通鉴中级班二年级第九讲09-青儿作业：

试论举荐人才策略。

    东汉时期，一个人想要当官，必须通过举荐制。理论上，一个寒门（单家）要想当官，也是可以的，只要你的“品德”和“才学”过人。
通过这个制度朝廷也觅得了很多人才。比如左雄和周举。左雄举荐了周举，周举却弹劾他，这就是所谓君子爱人以德，细人爱人以姑息。举荐最容易造成结党营私，如果站在国家的利益举荐人才，一要唯才是举，二要举贤不避亲。当然首先要有过人的洞察力和无私的精神。如果只想着结党营私，培养自己的羽翼，势必会危害到国家利益。向左雄和周举这样才是气度不凡的贤臣。可惜这样无私的人太少了。举荐制到后期，就成了世家互相举荐玩，逐渐形成世家垄断了仕途。当然这跟君王的昏庸有很大的关系。这是积极的一面。
       如良贺那样就是消极的了，良贺不举荐人不仅是觉得他知道自己没有高明的眼光，还因为他害怕举荐到商鞅那样的人。姑且不说商鞅为秦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良贺的明哲保身就看出了他的自私，他是把他个人的名声看得比国家利益重的多。当然做为一个宦官，怎么能要求他在多高的胸怀呢。总之，举荐制度的实施主要还是取决于君王的英明。
       其实东汉时期的举荐策略原本很好的，不仅有奖励政策，还有硬性规定，在朝的人员必须要举荐，这些都很好，子也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得到了不错的人才，可惜皇帝任人唯亲，到最后变成奸佞结党营私工具而垄断了仕途，这是举荐制被佞臣利用的悲哀吧。

寒梅著花未

资治通鉴班二年级第九讲
05花未作业

答：春秋以前，官吏主要通过“世卿世禄”制度产生。战国时，“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的选举发生了根本变化。秦在统一之前，“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而胜敌是其主要途径。秦统一后的官吏，也就多出于军功。到了汉代，朝廷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还可以交互使用。

这些选官用人制度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表现出各种弊端。
察举制：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征辟：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征聘之方，由来已久，如秦孝公公开下令求贤即属征聘性质。
九品中正制：在朝官中推选有声望的人担任各州、郡的“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士人，按其才德声望评定九个等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然后根据士人的品级，向吏部举荐。吏部依据中正的报告，按品级授官。
科举制：科举制度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即有赖于我国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和封建生产力方式不断向周边地区拓展的历史现状。它的存在既依赖于专制王朝，又促进国家的统一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的历史。从隋炀帝开始形成，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

综上所述，举荐，首先要要求举荐者的资历，第一须大德，第二须识人知人，为国所用者，第三才是大才者。纵观史书，满足以上条件的举荐者，所举荐者无不是国家栋梁之才；然后才有所举荐之人适宜当时的社会环境，稳定民生的同时，平衡各方面的质疑。
     
第一点，政治清明，君主贤德，天下之千里马被重用自不必说；第二点，须慎重又慎重，如萧和举荐曹参，才有萧归曹随之佳话，元元庶民安养生息之盛世。

然，各朝代，似乎君主只在亲信之人之间信任举荐者，本身就是一大误区，德才兼备者自不必言，奸佞之徒又多了一个结党营私，沆瀣一气的好机会。用人唯贤，而非用人唯亲。所以说，在君主时代，以后的科举制度，还算是相对公平的举荐制度，应该是大浪淘沙，朝代更迭所优选下来的吧，每个时代的匹配。

E23-桑秋多吉

作小渔村资治通鉴中级班二年级第九讲作业  多吉
问：试论举荐人才策略
答：1、左雄说，圣上只是命我举荐“武猛的人”，没有叫我举荐“清白的人”。周举回应说，圣上确是命你举荐“武猛的人”，但没有叫你举荐“贪墨之人”。左雄继续说，说起来当初你还是我举荐的，想不到今日你会弹劾我。周举回应，你因为我的才干举荐我到朝廷，所以我更不会阿附你使你蒙羞。
关于人才使用的问题，还是一时一事一议的好。非常时期用非常之人。
2、杜乔的官场经历，再次证明了皇权朝代身处逆流之中明哲保身的艰难。历史让人压抑忿懑之处也在于此，你的努力你的坚持未必会有好结果。但历史的深邃又与个体无关，你坚持你所选择的就是了。底层固然有底层的眼界，但居高位者未必都有格局。

路漫漫

小渔村资治通鉴中级班二年级班主任-路漫漫第九讲作业
作业：试论举荐人才策略。
答：中国古代在选拔人才上也是有严格的制度的，所谓无以规矩，不成方圆，所以古代在选人用人上，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中国从先秦时期开始一直到大清王朝结束，大体来说经历过，世官制，军功受爵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及科举制。


中国古代在选拔人才上也

世官制，即世代为官，通过家族血缘关系来确定政府各级官员的任命，其目的是将官职只限定在贵族范围内，由贵胄子弟世代继承祖上的权位，电视上常说的世袭罔替就是这个意思。其实这只不过是贵族阶级的一个美好的愿望罢了，时代在进步，人们的思想同样也在进步。


到了战国时期，因为战争的频繁，普通士兵在战场上无论立下多大的功劳都被看作是他们应该做的分内事情，军功也不会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所以战士在战场上战斗很消极。然而贵族阶级又不愿到战场上去送死，所以为了改变这种消极的局面，为了能更好的提高国家的战斗力，于是从魏国开始最早实行了变法。采取“食有劳而禄有功"的政策。不再以亲，故唯亲，而以功劳作为赏赐的标准。无功不受禄，论功行赏就是这个意思。


两汉时期，为了国家统治的需要，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下面推荐有才能的贤士，由此开了察举制的先河，察举制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上级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这样为国家选取了一部分有用的人才，但同时也避免不了有些另有所图的人就此拉帮结伙。也为官官相互，任人唯亲，提供了温床。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选官制度。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从察举制到九品中正制的演化历程我们就不难发现。因为察举制到了后期各种腐败现象的产生，曹丕采纳了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建立了九品中正制的稚形。九品中正即从中央到地方设立多级中正官，从下向上逐级推荐人才，由各极中正官把关。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任人唯亲的局面。但也并不能有效的去阻止裙带关系的蔓延。


因为九品中正制被世族强大势力的控制，以至后来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严重现象。堵塞了政府从民间取才，所以科举制由此而生。科举制从隋朝（一说唐朝）开始实行，直至清光绪卅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前后大约经历了一千三百余年，成为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选举人才的一种办法。

顿明

07顿明第九讲作业

作业：试论举荐人才策略。
答:引一例，如下
王安石向皇帝推荐了吕惠卿。
这是他在选人用人上的又一重大失误。
变法初期，多名谏官因反对新政被免，王安石启用李定为御史。
正是这个生母去世都不愿服丧的小人，参与炮制了“乌台诗案”，让苏轼差点丢掉了性命。
吕惠卿上位后，生怕王安石东山再起，危及自身权力，便挖空心思，网络罪名，想陷害王安石。
但王大人的品质，接近于完美，不贪财，不好色，除了不注重形象，不讲究卫生，其他的没毛病。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吕惠卿总算找到了一点线索，有个涉嫌谋反的李士宁，曾经在王安石家做过客。
吕惠卿准备抓住这个把柄，弹劾王安石大不敬。
幸亏有人通风报信，王安石才及时赶回朝廷，澄清了罪名。
结合本次课:
左雄举荐了冯直。冯直确因之前的贪污受贿罪名被周举弹劾。周举同时弹劾左雄举荐不当。
左雄说，圣上只是命我举荐“武猛的人”，没有叫我举荐“清白的人”。周举回应说，圣上确是命你举荐“武猛的人”，但没有叫你举荐“贪墨之人”。左雄继续说，说起来当初你还是我举荐的，想不到今日你会弹劾我。周举回应，你因为我的才干举荐我到朝廷，所以我更不会阿附你使你蒙羞。
左雄听到周举的回应，大为高兴，并坦承自己的错误。
综上所述，对于人才使用的问题，有时侧重人品，有时侧重能力。还是一时一事一议的好。非常时期用非常之人。

水晶

资治通鉴班二年级第九讲作业
13-水晶作业
作业：试论举荐人才策略。
答：很多人具备成为千里马的潜质，但是往往缺乏最终成长的条件而被岁月蹉跎成为病马，所以这就需要识马的伯乐的举荐。
     东汉时，周举在尚书令左雄的推荐下做了尚书。周举却弹劾他，这就是所谓君子爱人以德，细人爱人以姑息。举荐最容易造成结党营私，如果站在国家的利益举荐人才要唯才是举，要举贤不避亲。当然首先要有过人的洞察力和无私的精神，像伯乐一样识千里马的人。如果只想着结党营私，培养自己的羽翼，势必会危害到国家利益。向左雄和周举这样才是气度不凡的贤臣。只可惜这样的人才太少了。
   而像良贺那样不仅觉得自己没有高明的眼光，还因为他害怕举荐到商鞅那样的人所以就不举荐，这是消极的了。姑且不说商鞅在秦朝的功劳，从良贺的明哲保身就看出了他的只为个人着想的自私行为，他是把他个人的名声看得比国家利益重的多。总之，举荐制度的实施主要还是取决于政治清明的好皇帝。        其实东汉时期的举荐策略出发点是好的，不仅有奖励政策，还有硬性规定，在朝的人员必须要举荐，这些都很好，而且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得到了不少人才，可惜皇帝没有主见，善恶不分，任人唯亲，到最后变成奸佞、宦官结党营私的工具而垄断了仕途，使举荐制度被小人利用。

乡关愁客

作业：试论举荐人才策略。
我们首先看看西方中世纪的政治体系是如何选拔官员？
国王和领主会有自己的小朝廷
官员往往选自贵族，前期是军功贵族，后期是穿袍贵族。
教会的大主教也会担任职务，并且往往是对君主直接负责的那种。
商人也会担任官员，比如威尼斯大公，他本质上是个商人。
中世纪大学兴起后，毕业的法学神学大学生也会担任官员。
简而言之，要当官，得有才，而且敢于毛遂自荐；有些则要靠勇气和运气。

再讨论中国
在中国。选官用人是国之大事，为了保证人才选拔，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断探索和完善选官制度。 “中兴以人才为本”，自古有“得人者昌”，“失贤者亡”之说。因此认真总结中国古代选官用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春秋以前，官吏主要通过“世卿世禄”制度产生。战国时，“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的选举发生了根本变化。秦在统一之前，“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而胜敌是其主要途径。秦统一后的官吏，也就多出于军功。到了汉代，朝廷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还可以交互使用。以后，我国古代官吏选用又分别出现了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及隋唐滥觞的科举制。这些选官用人制度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表现出各种弊端。
察 举 制
    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说：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不过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察举的标准虽仅有四科，但察举的具体科目却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通常指经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上述察举诸科，实际上分为岁举和特举，岁举是常制，特举由诏令临时规定，二者都是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惟才是举”的用人原则，这既是对处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
征 辟
    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征聘之方，由来已久，如秦孝公公开下令求贤即属征聘性质。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征，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亦皆属征召性质。到了汉代，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求贤诏，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以后自西汉武帝以至东汉，相沿成例。对于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且特予优待。如武帝即位之初，即“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可谓开了汉代安车蒲轮以迎贤士的先例。皇帝征聘，为汉代最尊荣的仕途，被征者来去自由，朝廷虽可督促，如坚不应命，亦不能强制；且于既征之后，地位也不同于一般臣僚，大都待以宾礼。
    辟除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汉代辟除官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三公府辟除，试用之后，由公府高第或由公卿荐举与察举，可出补朝廷官或外长州郡，故公府掾属官位虽低，却易于显达。一种是州郡辟除，由州郡佐吏，因资历、功劳，或试用之后，以有才能被荐举或被察举，亦可升任朝廷官吏或任地方长吏。 公府与州郡既有自行选官之权，而被辟除的属吏又不为朝廷命官，故去留亦可以自便。如不应辟，也不能加以强迫；否则，要受到舆论的非议。尤其是州郡辟召是当时比较自由的仕宦途径，而且既辟除之后，主官即当加以重用；否则，气节志行之士就要辞去。另一方面，公卿牧守既可自行辟除，他们为了发展个人势力，皆争相以此笼络士人；而士人为了做官，也不得不依托权门。这样便发展成为一种私恩的结合。西汉时被辟除者犹为国家官吏，到东汉则实际上成了主官的私属。于是朝廷集权力量遭到分割，地方割据势力得到发展，东汉末年四分五裂的局面，与用人之权转移到私人手中有很大关系。
九 品 中 正 制
    在汉末军阀混战的冲击之下，乡里组织遭到破坏，“乡举里选”的传统做法难以为继。在此情况下，三国时的曹魏御史大夫陈群制定和推行了“九品中正制”。在朝官中推选有声望的人担任各州、郡的“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士人，按其才德声望评定九个等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然后根据士人的品级，向吏部举荐。吏部依据中正的报告，按品级授官。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此后的三百年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
科 举 制
    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制度，只是按照门第高低分配权力，不能满足数量众多的出身低微的地主的要求，而门第高的士族腐败，因而加剧了当时的政治腐败和地方割据分裂的倾向，说明士族制度已经腐朽。同时封建经济有所发展，尤其是均田制实行后，中小地主势力增长，非常渴望进入统治阶层。隋唐时期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为革新政治、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在选官上实行了科举制。
隋文帝废除维护门阀贵族地位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587年）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隋炀帝时始置进士科，因为是分科取士，所以名为“科举”。王朝开始用公开考试的方法来甄别人才高下，从而量才录用，这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上的重大改革，为以后历代所沿用。
    唐代科举有常举和制举两类。常举每年举行，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经、明法、明字、明算等多种。学馆的生徒可以直接报考，不在学的自行向州、县报考，合格后再由州县送中央参加考试，应试者以进士、明经两科为最多。考试的内容，进士着重于诗赋和时务策，明经则着重于儒家经典的记诵。主持考试的，开元二十四年（736）以前一直是吏部考工员外郎；以后归礼部掌管，也有临时由皇帝委派中书舍人等清要官主持的。武则天当政时，还亲自主持考试。考试及格者称为“及第”。录取数进士科约为应试者的1-2%，明经科为1-2/10。因为考生投送履历表，叫做“投状”，所以进士第一名称“状头”或“状元”。武则天还增设武举，由兵部主持。
制举由皇帝临时立定名目，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文辞清丽科、博学通艺科、武足安边科、军谋越众科、才高未达沉迹下僚科等百十余种。士人和官吏都可以参加考试。考中以后，原是官吏的立即升迁；原来不是官吏的，也立即由吏部给予官职。但制举出身当时并不被视为正途，而看成是“杂色”。
隋唐时期创立的科举制度有积极意义：剥夺了士族地主的政治特权，削弱了地方豪强士族的势力，使封建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权收归中央，有利于消除地方和中央在选官方面的腐败，改变了自秦汉以来以荐举为主的官吏选拔制度，是历史的一大进步。通过科举考试，向整个地主阶级开放仕途，有利于笼络人才，缓和了矛盾，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科举制度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推动了教育和科技文化的发展。
科举产生出一大批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众多有杰出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学者、教育家、外交家等，如唐代的王维、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颜真卿、柳公权、白居易，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朱熹、包拯、寇准，明代的张居正、汤显祖、海瑞、徐光启，清代的纪晓岚、刘墉、郑板桥、林则徐、翁同龠、张、蔡元培等文化名人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都是中华民族的英才。
科举制度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即有赖于我国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和封建生产力方式不断向周边地区拓展的历史现状。它的存在既依赖于专制王朝，又促进国家的统一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的历史。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的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客观上使中华文化统一到儒家文化的前提下来，这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如果以科举制度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
  科举制度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但到了明清时期，专重“四书”“五经”，以八股文取士，禁锢了士人的思想，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文化因素.

溪水

03-溪水资治通鉴班二年级第九讲作业
作业：试论举荐人才策略。
答：中国古代官吏铨选的途径很多，有世袭、纳赀、军功、荐举、郎选、恩荫和科举制等。主要有三个阶段和三种制度，即先秦的世袭制、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荐举制和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制。
荐举制是荐举贤才，授以官职的官吏选拔制度。举荐的标准主要是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它冲破了先秦贵族血缘世袭制的藩篱。西汉的察举、征辟制的出现，是荐举制成熟的标志，而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的施行，表明其走向衰败。
东汉时期，左雄举荐了冯直。冯直确因之前的贪污受贿罪名被周举弹劾。周举同时弹劾左雄举荐不当。
左雄说，圣上只是命我举荐“武猛的人”，没有叫我举荐“清白的人”。周举回应说，圣上确是命你举荐“武猛的人”，但没有叫你举荐“贪墨之人”。左雄继续说，说起来当初你还是我举荐的，想不到今日你会弹劾我。周举回应，你因为我的才干举荐我到朝廷，所以我更不会阿附你使你蒙羞。
左雄听到周举的回应，大为高兴，并坦承自己的错误。
刘保能够顺利坐上皇位，身边的宦官发挥不小的力量。一众宦官利用刘保的宠幸，也借机结党营私，大肆推举阿谀之徒。唯有皇后宫的大总管良贺没有举荐。
刘保询问原因。良贺回答，我生在民间，长于宫廷，即没有辨人之明，也没有结识任何贤才。从前，公孙鞅经秦孝公身边的宦官举荐得以入朝，已被当时有识之士所不齿。现下我如果举荐谁，人家恐怕不仅不会引以为荣，反倒会当作一种耻辱。所以我没有举荐。
两则关于举荐官员的故事，不由得想起“曾子易箦”的典故，所谓君子爱人以德，细人爱人以姑息。周举、左雄二人的气度不一般；
关于人才使用的问题，还是一时一事一议的好。非常时期用非常之人。丘吉尔能在战时成为英国首相，带领不列颠三岛取得胜利，却在战后大选失利，也是一样的道理；
良贺的举动固然有可敬之处。但作为君主的刘保，似乎也应该分清，良贺的举动是爱惜羽毛还是大公无私。良贺拿商鞅的例子说事，似乎不太妥当。如果没有商鞅，秦的道路曲折不说，也未必就是最终逐鹿中原者；左雄是个人才，他是我们之前反复提到的虞诩举荐的。虞诩不仅自身才华出众，非但不恃才傲物，还能有识人用人之明，难得！

路漫漫

10-冰凌花
小渔村资治通鉴中级班二年级第9讲作业
作业：试论举荐人才策略。
答：梁启超在<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中说到：“古者任官，各举其所知，内不避亲，外不避仇。汉、魏之间，尚存此意，故左雄在尚书，而天下号得人；毛玠、崔琰为东曹掾，而士皆砥砺名节。后世虑选人之请托，铨部之徇私也，于是崔亮、裴光庭定为年劳资格之法，孙丕扬定为掣签之法。防之诚密矣，然而奇才不能进，庸才不能退，则考绩废也；不为人择地，不为地择人，则吏治隳也。”
三国时期，魏国名士崔琰就是一位刚正不阿的廉官，《先贤行状》中评其“琰清忠高亮，雅识经远，推方直道，正色於朝。”崔琰跟随曹操时，任东曹掾，也就是举荐及任免官员的“组织部长”，在位期间正派清廉，凡在朝堂必面色凛然，大小官员都被他那一身正气威慑，短短十几年就为朝廷选拔了很多优秀的文武官员，以一人之力致使“朝廷归高，天下称平”。崔琰对待自己同样高风亮节，曹操立太子时，曾因曹植富有才华而犹豫，崔琰劝谏道：《春秋》有长子当立的大义，并且曹丕仁孝聪颖，应当继承大统。可当时曹植还是崔琰的侄女婿，此事让曹操喟然叹息，称其大公无私。梁启超曾评崔琰：古者任官，各举其所知，内不避亲，外不避仇，崔琰为东曹掾，而士皆砥砺名节。
    崔琰主要的品质是刚正不阿，而东汉时期的董宣主要的品质则是执法如山。当时已经69岁的董宣被任命为洛阳县令，洛阳作为首都，王公贵戚横行无度，以往几任洛阳县令对豪门贵族的骄横跋扈无可奈何。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极为偏袒家奴，一日，湖阳公主的一个家奴犯了死罪，董宣率领一批衙役在洛阳街头围住了湖阳公主出行的车队，并当场将这位家奴杀死。湖阳公主随即告御状，面对皇帝刘秀的质问，董宣不卑不亢：“我是在捍卫大汉的律法，而这个律法是皇帝你制定的，我照你所定的律法去斩罪犯，如同皇帝你亲自执法一样，何罪之有呢。”刘秀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得赏赐董宣30万钱。董宣的名声很快就传遍了全国，洛阳城的治安一夜之间迅速好转。
    不贪不贿的事迹也有不少。大清康熙时期，张伯行出任江苏巡抚，此时江南一带官场上浮华奢靡之风盛行，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现象是各省中最为严重的。张伯行到任后，立即写了一篇《却赠檄文》。“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通过这篇檄文，张伯行向各级官吏公开宣布谢绝一切馈赠。张伯行的这篇短文，被称为《一字诗》，很快不胫而走，成为提醒官员们为政以德的座右铭。直到今天，张伯行的《一字诗》还被人们经常提起，成为砥砺道德，提高修养的格言警句。
    历史上清官很多，刚正不阿、公正执法、两袖清风的例子不知凡几，春秋战国时期的晏婴以身为表，拒受赏赐；三国时期的田豫，绢赏五百不留一匹；明朝时期的于谦，不贿钱财两袖清风；魏征、狄仁杰、包拯、郑板桥等等。客观地说，封建社会的清官，其实也都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但比之于贪官毕竟对人民有益，他们廉洁奉公，忠于职守，清正廉明，惩恶扬善的做派对今天反腐、法治和廉政建设仍有学习和借鉴的意义。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对好官有了标准，即为：行教、清廉、守法。这一标准放之今日仍旧可以作为官员的量尺。
    历史上贪官也很多，二十四史，可谓是一部贪污史，类似贪官的故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凡贪必为官，这些腐败现象可以总结为“权利与金钱同孪共生，特权与财富交相呼应”，历史上，往往是经济利益得由政治地位，得其一便顺得其二。嘉靖皇帝曾因事将一重臣处死，致使朝中百官人心惶惶，但有一人坦然自如道：“如果一天杀一尚书，这官不能做，如果一月杀一个尚书，那还是要做下去的。”可见“官瘾”多大，而有“官瘾”、犯“官痴”的大有人在，为做官，可以“蝇营狗苟，驱去复返。”
    贪官众多、腐败严重，就会导致政权不稳，王朝更迭。西晋宰相石崇的极度腐败、奢华，便导致西晋政权很快就被推翻。石崇出生于世族，多次与晋武帝及众官员斗富，一次，晋武帝送给他的舅父王恺一批很珍贵的异宝，王恺拿与石崇看，不料石崇当场打碎，随后，石崇从家中拿出许多更为昂贵的宝物，让王恺任意挑选。从皇帝到大臣，大家都在比奢侈、斗富有，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够治理的好？后世历史学家认为，西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政权之一，“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这样大面积的腐败导致西晋王朝只延续了五十一年。
    抚古追今，不禁令人感叹，历史何其相似。古人的“官瘾”映射着多少今天的“官迷”，历史中贪官的腐败事迹在今天并没有绝迹，有的甚至还有过之，位高权重让多少人迷失了心智，多少人走在历史的老路上迷失了双眼。所以，“老虎”“苍蝇”不仅要打，而且要狠狠地打，长期地打。反腐是一场持续战，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之一，腐败现象并不是简单地靠道德，靠某种制度就能解决的。只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维护人民利益，走群众路线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以雷霆万钧之势，扫污除垢，让贪腐分子无藏身之地，无可倚之伞。透明反腐、责任反腐、节日反腐、治奢反腐、法治反腐、网络反腐、国际追逃……十八大以来，一系列举措不停出台，并且得到严格执行，可以看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不是一句空话!“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不是一句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