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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路漫漫

小渔村资治通鉴南北朝班三年级宋组第五十五讲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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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0-30 18:18:28 | 显示全部楼层
云想西泠学资治通鉴南北朝交三年级第五十五讲作业
您怎么评价梁武帝的”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的感叹
答: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出自《梁书•高祖三王传》,记载南朝梁朝的开国君主萧衍,半世英名、晚节不保,终落得凄惨收场的故事,整句话的意思就是,从我手里得到的东西,又从我手里失去了,这又怪得了谁呢?梁武帝萧衍(464年-549年6月12日 [1]),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郡东城里(今江苏省丹阳市埤城镇东城村)人。南朝梁开国皇帝(502年4月30日-549年6月12日在位) [223],西汉相国萧何的二十五世孙, [224]南齐丹阳尹萧顺之之子 [65]。
萧衍出身兰陵萧氏。南齐时以门荫入仕,齐明帝时担任雍州刺史,参与抵御北魏入侵。永元二年(500年),起兵攻讨东昏侯萧宝卷,拥戴南康王萧宝融称帝,次年攻陷建康。中兴二年(502年),接受萧宝融“禅位”,建立南梁。萧衍统治初期,留心政务,纠正宋、齐以来的弊政。为使各州郡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采取了更换异己、任用亲信,兼以讨伐的方针;改定“百家谱”,尊崇门阀世族,宽待宗室。军事上抵御北魏南侵,一度在钟离之战取胜,维持了南北均势 [171];后数次发动北伐,但战果不大。在位中后期,大兴佛教,修建寺院,三次舍身同泰寺,并随着年龄增长,开始怠于政事。太清二年(548年),东魏降将侯景发动叛乱,次年渡江攻破建康,萧衍被囚死于建康台城,享年八十六岁。 [223]谥号武皇帝,庙号高祖,葬于修陵。 [31]
萧衍才思敏捷,博通文史,为“竟陵八友”之一。所作的千赋百诗,其中不乏名作。即位后,曾令编《通史》六百卷,并亲自撰写赞序。后人认为“历观古帝王艺能博学,罕或有焉 [46]”。他善音律,精书法,在其倡导下,南梁的文学艺术得到长足发展。 原有文集,已佚,明人辑有《梁武帝御制集》
•        勤于政事
早在入主建康时,掌权的萧衍便下令废除了东昏侯在位时的苛政。 ]如中兴二年(502年)初,萧衍下令“减损浮费”,“御府中署,量宜罢省” ,又命公开焚毁东昏侯的“淫奢异服六十二种”。
萧衍称帝之后,初期的政绩是非常显著的。他吸取了齐灭亡的教训,自己很勤于政务,而且不分春夏秋冬,总是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在冬天把手都冻裂了。
•        选拔良吏
萧衍虽雅爱文士,但颇注重政事能力。他曾手敕答刘孝绰云:“美锦未可便制,簿领亦宜稍习。”在对官吏的选拔任用方面,他尽量选用良吏。首先,萧衍注意对在中央掌握重权的官员的任命,他先后重用范云、周舍和徐勉等人。这些人或者有才能,或者有德识,或者敢于直言谏诤,都是难得人才。梁武帝任用他们对于改良萧齐后期混乱的政局,稳定社会,恢复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他要求地方的长官一定要清廉,经常亲自召见他们,训导他们遵守为国为民之道,清正廉明。为了推行他的思想,萧衍还下诏书到全国,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可以升迁到大县里做县令。大县令有政绩就提拔到郡做太守。他的政令实行起来以后,梁朝的吏治得到显著改善。萧衍也十分清楚,当时州郡官员多非良才,但是对于贪暴官吏,一经发现都要给予严厉惩处。 [183]
东晋六朝是贵族门阀把握话事权的时代,九品中正制已不能起到选拔人才的作用,社会人才机制出现壅塞。因此在选用官吏问题上,萧衍遇到了一个如何处理士族与庶族关系的问题。要稳定、巩固统治,必须首先调和统治集团内部士族与寒门之间的矛盾。为了提高萧梁政权的影响力,萧衍便采取了拉拢高门士族的措施。让高门士族中的不少人担任高官,而实际大权却由庶族掌握。这是因为,高门士族出身的人大都崇尚玄虚,不亲事务,对于簿领文案等事不肯用心,而出身寒门的令史却谙熟政事,勤恳耐劳,如范云、徐勉、周舍等人均来自士族的中下层。 [183]对寒门庶族,他也尽量做到“惟才是务”。 [125]天监四年(505年),梁朝设置五经博士,又设立招收寒门弟子的五经馆,“修饰国学,增广生员”。 [225]学生免学费,食宿全由国家供给。生员只要能精通其中一部经书,经过考试后都可以录取进入官吏队伍。在诏令中萧衍说,哪怕是放羊的,看牛的,只要能考上,有才能,就录用他,绝对不准阻拦。此举让寒门子弟有了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性。在政府提倡鼓励之下,向学之士自四方云集。自萧衍开始,通过考试录用人才成为常设制度,这为以后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        广纳谏言
萧衍还广开言路,曾多次下诏称不论是在朝的官吏或地方的刺史以及四方士民,如果想对刑政发表意见,只要利国利民的都可以上奏。为此,他下令在门前设立两个盒子(当时叫函),一个是谤木函,一个是肺石函。如果功臣和有才之人,没有因功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良才没有被使用,都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的百姓,想要给国家提什么批评或建议,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书。 [129] [183]
•        修订刑律
萧衍重视刑律的制定。称帝之后,他就命令群臣制定新律法。南齐时的郎官、洛阳人蔡法度,家传律学。他家中藏有齐武帝时删定郎王植之的《集注张杜旧律》,共一千五百三十条,但未实行过,而字迹却将磨灭。萧衍于是任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使其损益王氏旧律,编写《梁律》。天监元年(502年),以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等,参议断定,定为二十篇。天监二年(503年),《梁律》修成,又有《令》《科》各三十卷。 [194]
在法律的具体执行过程中,萧衍优待官僚贵族,有犯罪者则想方设法为之辩解。而百姓有罪,都案之以法。有的连坐则老幼不免,一人逃亡,则全家治罪。有一位秣陵老人曾当面向萧衍指出:“陛下为法,对老百姓要求严,对于权贵却宽松,这不是长久之术。如果能改正,将是天下百姓的福分。”萧衍接受了这—批评,便下达了一些宽减刑法的诏书。 [183]但萧衍“锐意儒雅,疏简刑法”,致使公卿大臣都不重视刑狱,特别是萧衍晚年,怠于政事,又专精佛戒,对王侯子弟的犯法,则宽之又宽。以致王侯子弟更加骄横,有的竟然白日在建康大街上杀人。至中大同元年(546年)之后,禁网逐渐宽疏,百姓安之,而贵戚之家,更加目无王法,为非作歹。侯景乱梁时,便有书告城中士民,历数此种权贵盘剥以供己用的状况。
经济
为了实现经济的发展,萧衍曾下令广辟良田。不管公私土地,务尽其地利。为了增加劳动力,招抚流亡,萧衍规定:凡天下之民,有流移到其他地方的,都可以让他们回到故地,免征课税三年;如有不愿还者,就允许他著土籍为民;凡是荒田废宅被没收为公田的,除官府已垦种的部分外,都分给贫民。同时,他下令禁止豪家占取公田。 [183]
另外,萧衍还今各地利用宫田或荒地,进行屯田。 ]这些措施对梁朝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主,可真正能做到文武全才的却寥寥无几,萧衍便是其中之一。
但他的致命弱点就是,对自己宗室好的没有了底限,无论是其弟弟萧宏丑事败露并派人刺杀萧衍,还是儿子萧综叛逃到北魏,回来后这一切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理,而是无底线的迁就和放纵,留下无穷的隐患。另外萧衍相信冥冥之中的梦幻,听从佞臣朱异的偏见,接纳侯景,致使后来的侯景反叛,各地勤王首领各怀心思,不是一心救驾,而是更多地想借侯景之乱断送老皇归西,以取得皇位。所以,垂暮之年的萧衍困居深宫,很少得到真正的关心,更别谈救驾之事。最后萧衍回顾自己一生无限唏嘘,他一手开创大梁盛世又亲手葬送,渴望亲情却为亲人背叛,“自我手得,自我手失,亦复何恨”,萧衍算得上中国历史上出类拔萃的人,但此时的无奈,也就是萧衍最真实的写照吧。
历史的教训,做事要有底线,无论家人外人,都不能突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不能只听小人之言,要多听逆耳之言,做出明智的选择,才是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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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6-1 20:37:24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年级第五十五讲作业
怎么评价梁武帝的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的感叹?
答:
梁武帝萧衍(464年-549年),字叔达,小字练儿。

南兰陵中都里人(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区西北)。

南北朝时代南梁开国皇帝,庙号高祖。自502—549年在位,共47年。

萧衍是南齐宗室,亦是兰陵萧氏的世家子弟,出生在秣陵(今南京),父亲萧顺之是齐高帝的族弟,封临湘县侯,官至丹阳尹。

母张尚柔。南齐中兴二年(502年),齐和帝禅位于萧衍,南梁建立。

萧衍在位时间长达四十八年,在南北朝皇帝中名列第一。寿终86岁,长寿皇帝中,位居第二。

萧衍从小就受到正统的儒家教育,据《南史•梁纪中•武帝下》记载:“少时习周孔,弱冠穷六经”。

又非常好学:“﹝帝﹞少而笃学,能事毕究。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然烛侧光,常至戊夜。”

萧衍不仅勤学,又多才多艺,学识广博,《梁书》卷三《武帝本纪》称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

他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二百余卷。天监十一年(512年),又制成吉、凶、军、宾、嘉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零十九条,颁布施行。

萧衍还勤政爱民,登位天子,改革时政,国家兴旺,经济繁盛,颇得人心。

钱穆于《国史大纲》云:“独有一萧衍老翁,俭过汉文,勤如王莽,可谓南朝一令主。”

王夫之于《读通鉴论》亦云:“梁氏享国五十年,天下且小康焉。”
萧衍最让人熟知的,是他的宗教信仰及归信佛教后对佛教的巨大贡献。

萧衍先习儒,再奉道,后入佛。少年时代是习儒阶段,“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述三教诗》,《广弘明集》卷三十一)。

二十岁以后,改奉道教,一直到即位为帝后,仍未舍道。

《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五记载:“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
称帝后的萧衍和道士陶弘景的关系极善,他每当遇到国家大事,经常要派人到茅山去向陶弘景请教,以致于陶弘景有“山中宰相”之称。
不过,在即位后的第二个年头,即天监三年(504),萧衍就颁布了《舍事道法诏》,宣布舍道归佛。
而据其《述三教诗》,则称“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到晚年才开始研读佛经。
萧衍本人归佛后,逐渐过上了佛教徒的生活。
在萧衍发表《断酒肉文》前,汉传佛教“律中无有断肉法”,他把佛教五戒中的不杀生引申为素食,颁布了《断酒肉文》,禁止僧众吃肉,自己也行素食,开启了汉传佛教素食的传统。
圣严法师在《律制生活•佛教的饮食规制》中亦谈到此:
“制断肉食,皆出大乘经律,小乘国家未能见到大乘经律,故未断除肉食。即在我们中国的佛教,从东汉开始,直到梁武帝时,所有的僧侣弟子,均未断除肉食,到了梁武帝舍道信佛,听了《涅槃经》以后,便极力主张素食,从他本人开始,并劝一切僧俗佛子,皆断肉食,他以朝廷的力量,来影响社会,所收的效果,自然很大。从此之后,中国佛教的素食主义,也就形成风尚了。”
到了晚年,萧衍经常日食一餐,所食也只是豆羹粗饭而已。
他又颁布《断杀绝宗庙牺牲诏》,禁止宗庙的牺牲,这是有违儒家礼法的,但他坚持推行。
他还正式受戒,据《续高僧传》卷六记载,他于天监十八年(519),“发宏誓心,受梵网经菩萨戒”。
萧衍本人对佛经很有研究,尤重《般若经》《涅槃经》《法华经》等,他常常为大家讲经说法,召开各种法会,开设过千僧会、无遮大会。
中大通元年(529)开设的无遮大会,参加者有道俗五万多人。
他的佛教撰述,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注解》(现仅存序)、《三慧经义记》(《三慧经》本是《摩诃般若经》中的《三慧品》,萧衍认为此品最重要,因而单独列出)、《制旨大涅槃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均佚),另著有《立神明成佛义记》《敕答臣下神灭论》《为亮法师制涅槃经疏序》《断酒肉文》《述三教诗》等。
除了自身奉佛,萧衍还大力扶持佛教事业的发展。
他对外国僧人的译经,非常支持,僧伽婆罗被他召入五处译场从事译经,所译经典,又请宝唱等人写疏,他甚至“躬临法座,笔受其文,然后乃付译人”(《僧伽婆罗传》,《续高僧传》卷一)。
真谛在萧衍门下也受到礼遇,只是因为侯景之乱,真谛的译事难申。
萧衍和国内僧人的关系也很密切,宝亮、智藏、法云、僧旻等人,都是萧衍非常器重的。
他组织僧人编撰佛教著作,编成的作品至少有十二种。
他还广造寺院,所建寺院,有大爱敬寺、智度寺、光宅寺、同泰寺等十一座,各寺铸有佛像,大爱敬寺有金铜像,智度寺的正殿铸有金像,光宅寺有丈九无量寿佛铜像,同泰寺有十方银像。

在萧衍的支持下,梁代佛教达到了南朝佛教的最盛期,由于梁武帝对佛教的至诚奉持与大力扶持,后人称他为“菩萨皇帝”。
无论是学术文献,还是民间传闻,说到他的最后一着,都认为他最后在“侯景之乱”时,饥病交加,“叹恨含悲,饿死台城,凄惨至极”。
一代明君,一位心地善良,多有懿行,又虔诚奉佛的修行人,最终竟以如此而终,令人扼腕叹惜。许多人由之而辟佛教,疑因果。
首先,周安士于《万善先资集卷三·辨惑篇》言:
“考之《通鉴》,侯景攻陷台城,见武帝在太极东宫,神色不变。景不敢仰视,退告王僧贵,有‘天威难犯,不敢再见’之语。
上鸡子数百枚……焉有数百枚鸡子在旁,而可称饿死耶?噫,仲尼之世,作史者已无直笔,安望末世史官,不随俗为毁誉乎?”又云:
“定业难转,内典中具言之。台城之变,无容致疑也。志公禅师将示寂,诣内殿别帝,帝大惊,因问国祚修短。师不答,但指喉及颈示之,盖指侯景也。帝不悟,又问。师曰:‘老僧塔坏,则陛下社稷亦坏。’师灭,帝为建塔于钟山,工既毕,帝忽思曰:‘木塔其能久乎?’命易之以石,冀其久远。拆塔甫完,而侯景兵已入矣(见《护法论》《金汤编》及《旧通鉴》)。数之前定如此。”
再者,《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言梁武帝终时,自语“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
第三,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莲池大师,于《竹窗随笔·正讹篇》专门评论“梁武帝”一事,其文曰:
史称武帝好佛,饿死台城而佛不救;因此病佛,此讹也。武帝味道忘食,常持一斋;或遇政冗,则漱口以过。临终不食,乃其平日素守。且御宇五旬,历年八秩(当时已86岁),功满意足,安坐待尽,正视死如归,非饿死也!

侯景见帝,流汗噤口,摄于神威之不暇,岂能致之死乎?

后人辩者,以饿死为宿业,此论虽是,但未知饿死二字,乃嫉佛者过为之辞,欲借以阻人之进耳!今此发明帝不饿死,足破千载之惑!”
由上所述,可知饿死之说为谬,灼然无疑。原因总结如下:

一、武帝平常即日中一食,临终不食,乃其平日素守。

二、侯景攻陷台城后,入宫见武帝,见到86岁高龄的萧衍高坐在太极东宫皇位上,神色不变。

武帝没有说一句话,侯景就已经汗流浃背,不知所措了。

侯景行以臣子礼节,并立即退出了武帝的寝宫,回首对他的心腹之人说道“大概这就是所谓的王者之气吧!这不是我所能拥有的”。

侯景始终不敢枉杀梁武帝,只是把他软禁起来,并再也不敢觐见梁武帝。

三、萧衍身旁有侯景献的数百颗鸡蛋,岂有数百枚鸡子在旁,而可称饿死耶?

四、定业难转,内典中具言之。台城之变,无容致疑也。

五、言“自我手得,自我手失,亦复何恨”,可知他当时之平静,安详,并非含恨叹悲。

由上可知,梁武帝视死如归,安坐待逝,非是饿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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