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渔村资治通鉴南北朝班三年级宋组第五十五讲作业

云想西泠

云想西泠学资治通鉴南北朝交三年级第五十五讲作业
您怎么评价梁武帝的”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的感叹
答：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出自《梁书•高祖三王传》，记载南朝梁朝的开国君主萧衍，半世英名、晚节不保，终落得凄惨收场的故事，整句话的意思就是，从我手里得到的东西，又从我手里失去了，这又怪得了谁呢？梁武帝萧衍（464年－549年6月12日 [1]），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郡东城里（今江苏省丹阳市埤城镇东城村）人。南朝梁开国皇帝（502年4月30日－549年6月12日在位） [223]，西汉相国萧何的二十五世孙， [224]南齐丹阳尹萧顺之之子 [65]。
萧衍出身兰陵萧氏。南齐时以门荫入仕，齐明帝时担任雍州刺史，参与抵御北魏入侵。永元二年（500年），起兵攻讨东昏侯萧宝卷，拥戴南康王萧宝融称帝，次年攻陷建康。中兴二年（502年），接受萧宝融“禅位”，建立南梁。萧衍统治初期，留心政务，纠正宋、齐以来的弊政。为使各州郡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采取了更换异己、任用亲信，兼以讨伐的方针；改定“百家谱”，尊崇门阀世族，宽待宗室。军事上抵御北魏南侵，一度在钟离之战取胜，维持了南北均势 [171]；后数次发动北伐，但战果不大。在位中后期，大兴佛教，修建寺院，三次舍身同泰寺，并随着年龄增长，开始怠于政事。太清二年（548年），东魏降将侯景发动叛乱，次年渡江攻破建康，萧衍被囚死于建康台城，享年八十六岁。 [223]谥号武皇帝，庙号高祖，葬于修陵。 [31]
萧衍才思敏捷，博通文史，为“竟陵八友”之一。所作的千赋百诗，其中不乏名作。即位后，曾令编《通史》六百卷，并亲自撰写赞序。后人认为“历观古帝王艺能博学，罕或有焉 [46]”。他善音律，精书法，在其倡导下，南梁的文学艺术得到长足发展。 原有文集，已佚，明人辑有《梁武帝御制集》
•        勤于政事
早在入主建康时，掌权的萧衍便下令废除了东昏侯在位时的苛政。 ]如中兴二年（502年）初，萧衍下令“减损浮费”，“御府中署，量宜罢省” ，又命公开焚毁东昏侯的“淫奢异服六十二种”。
萧衍称帝之后，初期的政绩是非常显著的。他吸取了齐灭亡的教训，自己很勤于政务，而且不分春夏秋冬，总是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在冬天把手都冻裂了。
•        选拔良吏
萧衍虽雅爱文士，但颇注重政事能力。他曾手敕答刘孝绰云：“美锦未可便制，簿领亦宜稍习。”在对官吏的选拔任用方面，他尽量选用良吏。首先，萧衍注意对在中央掌握重权的官员的任命，他先后重用范云、周舍和徐勉等人。这些人或者有才能，或者有德识，或者敢于直言谏诤，都是难得人才。梁武帝任用他们对于改良萧齐后期混乱的政局，稳定社会，恢复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他要求地方的长官一定要清廉，经常亲自召见他们，训导他们遵守为国为民之道，清正廉明。为了推行他的思想，萧衍还下诏书到全国，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可以升迁到大县里做县令。大县令有政绩就提拔到郡做太守。他的政令实行起来以后，梁朝的吏治得到显著改善。萧衍也十分清楚，当时州郡官员多非良才，但是对于贪暴官吏，一经发现都要给予严厉惩处。 [183]
东晋六朝是贵族门阀把握话事权的时代，九品中正制已不能起到选拔人才的作用，社会人才机制出现壅塞。因此在选用官吏问题上，萧衍遇到了一个如何处理士族与庶族关系的问题。要稳定、巩固统治，必须首先调和统治集团内部士族与寒门之间的矛盾。为了提高萧梁政权的影响力，萧衍便采取了拉拢高门士族的措施。让高门士族中的不少人担任高官，而实际大权却由庶族掌握。这是因为，高门士族出身的人大都崇尚玄虚，不亲事务，对于簿领文案等事不肯用心，而出身寒门的令史却谙熟政事，勤恳耐劳，如范云、徐勉、周舍等人均来自士族的中下层。 [183]对寒门庶族，他也尽量做到“惟才是务”。 [125]天监四年（505年），梁朝设置五经博士，又设立招收寒门弟子的五经馆，“修饰国学，增广生员”。 [225]学生免学费，食宿全由国家供给。生员只要能精通其中一部经书，经过考试后都可以录取进入官吏队伍。在诏令中萧衍说，哪怕是放羊的，看牛的，只要能考上，有才能，就录用他，绝对不准阻拦。此举让寒门子弟有了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性。在政府提倡鼓励之下，向学之士自四方云集。自萧衍开始，通过考试录用人才成为常设制度，这为以后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        广纳谏言
萧衍还广开言路，曾多次下诏称不论是在朝的官吏或地方的刺史以及四方士民，如果想对刑政发表意见，只要利国利民的都可以上奏。为此，他下令在门前设立两个盒子（当时叫函），一个是谤木函，一个是肺石函。如果功臣和有才之人，没有因功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良才没有被使用，都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的百姓，想要给国家提什么批评或建议，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书。 [129] [183]
•        修订刑律
萧衍重视刑律的制定。称帝之后，他就命令群臣制定新律法。南齐时的郎官、洛阳人蔡法度，家传律学。他家中藏有齐武帝时删定郎王植之的《集注张杜旧律》，共一千五百三十条，但未实行过，而字迹却将磨灭。萧衍于是任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使其损益王氏旧律，编写《梁律》。天监元年（502年），以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等，参议断定，定为二十篇。天监二年（503年），《梁律》修成，又有《令》《科》各三十卷。 [194]
在法律的具体执行过程中，萧衍优待官僚贵族，有犯罪者则想方设法为之辩解。而百姓有罪，都案之以法。有的连坐则老幼不免，一人逃亡，则全家治罪。有一位秣陵老人曾当面向萧衍指出：“陛下为法，对老百姓要求严，对于权贵却宽松，这不是长久之术。如果能改正，将是天下百姓的福分。”萧衍接受了这—批评，便下达了一些宽减刑法的诏书。 [183]但萧衍“锐意儒雅，疏简刑法”，致使公卿大臣都不重视刑狱，特别是萧衍晚年，怠于政事，又专精佛戒，对王侯子弟的犯法，则宽之又宽。以致王侯子弟更加骄横，有的竟然白日在建康大街上杀人。至中大同元年（546年）之后，禁网逐渐宽疏，百姓安之，而贵戚之家，更加目无王法，为非作歹。侯景乱梁时，便有书告城中士民，历数此种权贵盘剥以供己用的状况。
经济
为了实现经济的发展，萧衍曾下令广辟良田。不管公私土地，务尽其地利。为了增加劳动力，招抚流亡，萧衍规定：凡天下之民，有流移到其他地方的，都可以让他们回到故地，免征课税三年；如有不愿还者，就允许他著土籍为民；凡是荒田废宅被没收为公田的，除官府已垦种的部分外，都分给贫民。同时，他下令禁止豪家占取公田。 [183]
另外，萧衍还今各地利用宫田或荒地，进行屯田。 ]这些措施对梁朝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主，可真正能做到文武全才的却寥寥无几，萧衍便是其中之一。
但他的致命弱点就是，对自己宗室好的没有了底限，无论是其弟弟萧宏丑事败露并派人刺杀萧衍，还是儿子萧综叛逃到北魏，回来后这一切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理，而是无底线的迁就和放纵，留下无穷的隐患。另外萧衍相信冥冥之中的梦幻，听从佞臣朱异的偏见，接纳侯景，致使后来的侯景反叛，各地勤王首领各怀心思，不是一心救驾，而是更多地想借侯景之乱断送老皇归西，以取得皇位。所以，垂暮之年的萧衍困居深宫，很少得到真正的关心，更别谈救驾之事。最后萧衍回顾自己一生无限唏嘘，他一手开创大梁盛世又亲手葬送，渴望亲情却为亲人背叛，“自我手得，自我手失，亦复何恨”，萧衍算得上中国历史上出类拔萃的人，但此时的无奈，也就是萧衍最真实的写照吧。
历史的教训，做事要有底线，无论家人外人，都不能突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不能只听小人之言，要多听逆耳之言，做出明智的选择，才是正理。

冯源源

三年级第五十五讲作业
怎么评价梁武帝的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的感叹?
答：
梁武帝萧衍（464年－549年），字叔达，小字练儿。

南兰陵中都里人（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区西北）。

南北朝时代南梁开国皇帝，庙号高祖。自502—549年在位，共47年。

萧衍是南齐宗室，亦是兰陵萧氏的世家子弟，出生在秣陵（今南京），父亲萧顺之是齐高帝的族弟，封临湘县侯，官至丹阳尹。

母张尚柔。南齐中兴二年（502年），齐和帝禅位于萧衍，南梁建立。

萧衍在位时间长达四十八年，在南北朝皇帝中名列第一。寿终86岁，长寿皇帝中，位居第二。

萧衍从小就受到正统的儒家教育，据《南史•梁纪中•武帝下》记载：“少时习周孔，弱冠穷六经”。

又非常好学：“﹝帝﹞少而笃学，能事毕究。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然烛侧光，常至戊夜。”

萧衍不仅勤学，又多才多艺，学识广博，《梁书》卷三《武帝本纪》称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

他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二百余卷。天监十一年（512年），又制成吉、凶、军、宾、嘉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零十九条，颁布施行。

萧衍还勤政爱民，登位天子，改革时政，国家兴旺，经济繁盛，颇得人心。

钱穆于《国史大纲》云：“独有一萧衍老翁，俭过汉文，勤如王莽，可谓南朝一令主。”

王夫之于《读通鉴论》亦云：“梁氏享国五十年，天下且小康焉。”
萧衍最让人熟知的，是他的宗教信仰及归信佛教后对佛教的巨大贡献。

萧衍先习儒，再奉道，后入佛。少年时代是习儒阶段，“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述三教诗》，《广弘明集》卷三十一）。

二十岁以后，改奉道教，一直到即位为帝后，仍未舍道。

《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五记载：“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
称帝后的萧衍和道士陶弘景的关系极善，他每当遇到国家大事，经常要派人到茅山去向陶弘景请教，以致于陶弘景有“山中宰相”之称。
不过，在即位后的第二个年头，即天监三年（504），萧衍就颁布了《舍事道法诏》，宣布舍道归佛。
而据其《述三教诗》，则称“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到晚年才开始研读佛经。
萧衍本人归佛后，逐渐过上了佛教徒的生活。
在萧衍发表《断酒肉文》前，汉传佛教“律中无有断肉法”，他把佛教五戒中的不杀生引申为素食，颁布了《断酒肉文》，禁止僧众吃肉，自己也行素食，开启了汉传佛教素食的传统。
圣严法师在《律制生活•佛教的饮食规制》中亦谈到此：
“制断肉食，皆出大乘经律，小乘国家未能见到大乘经律，故未断除肉食。即在我们中国的佛教，从东汉开始，直到梁武帝时，所有的僧侣弟子，均未断除肉食，到了梁武帝舍道信佛，听了《涅槃经》以后，便极力主张素食，从他本人开始，并劝一切僧俗佛子，皆断肉食，他以朝廷的力量，来影响社会，所收的效果，自然很大。从此之后，中国佛教的素食主义，也就形成风尚了。”
到了晚年，萧衍经常日食一餐，所食也只是豆羹粗饭而已。
他又颁布《断杀绝宗庙牺牲诏》，禁止宗庙的牺牲，这是有违儒家礼法的，但他坚持推行。
他还正式受戒，据《续高僧传》卷六记载，他于天监十八年（519），“发宏誓心，受梵网经菩萨戒”。
萧衍本人对佛经很有研究，尤重《般若经》《涅槃经》《法华经》等，他常常为大家讲经说法，召开各种法会，开设过千僧会、无遮大会。
中大通元年（529）开设的无遮大会，参加者有道俗五万多人。
他的佛教撰述，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注解》（现仅存序）、《三慧经义记》（《三慧经》本是《摩诃般若经》中的《三慧品》，萧衍认为此品最重要，因而单独列出）、《制旨大涅槃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均佚），另著有《立神明成佛义记》《敕答臣下神灭论》《为亮法师制涅槃经疏序》《断酒肉文》《述三教诗》等。
除了自身奉佛，萧衍还大力扶持佛教事业的发展。
他对外国僧人的译经，非常支持，僧伽婆罗被他召入五处译场从事译经，所译经典，又请宝唱等人写疏，他甚至“躬临法座，笔受其文，然后乃付译人”（《僧伽婆罗传》，《续高僧传》卷一）。
真谛在萧衍门下也受到礼遇，只是因为侯景之乱，真谛的译事难申。
萧衍和国内僧人的关系也很密切，宝亮、智藏、法云、僧旻等人，都是萧衍非常器重的。
他组织僧人编撰佛教著作，编成的作品至少有十二种。
他还广造寺院，所建寺院，有大爱敬寺、智度寺、光宅寺、同泰寺等十一座，各寺铸有佛像，大爱敬寺有金铜像，智度寺的正殿铸有金像，光宅寺有丈九无量寿佛铜像，同泰寺有十方银像。

在萧衍的支持下，梁代佛教达到了南朝佛教的最盛期，由于梁武帝对佛教的至诚奉持与大力扶持，后人称他为“菩萨皇帝”。
无论是学术文献，还是民间传闻，说到他的最后一着，都认为他最后在“侯景之乱”时，饥病交加，“叹恨含悲，饿死台城，凄惨至极”。
一代明君，一位心地善良，多有懿行，又虔诚奉佛的修行人，最终竟以如此而终，令人扼腕叹惜。许多人由之而辟佛教，疑因果。
首先，周安士于《万善先资集卷三·辨惑篇》言：
“考之《通鉴》，侯景攻陷台城，见武帝在太极东宫，神色不变。景不敢仰视，退告王僧贵，有‘天威难犯，不敢再见’之语。
上鸡子数百枚……焉有数百枚鸡子在旁，而可称饿死耶？噫，仲尼之世，作史者已无直笔，安望末世史官，不随俗为毁誉乎？”又云：
“定业难转，内典中具言之。台城之变，无容致疑也。志公禅师将示寂，诣内殿别帝，帝大惊，因问国祚修短。师不答，但指喉及颈示之，盖指侯景也。帝不悟，又问。师曰：‘老僧塔坏，则陛下社稷亦坏。’师灭，帝为建塔于钟山，工既毕，帝忽思曰：‘木塔其能久乎？’命易之以石，冀其久远。拆塔甫完，而侯景兵已入矣（见《护法论》《金汤编》及《旧通鉴》）。数之前定如此。”
再者，《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言梁武帝终时，自语“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
第三，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莲池大师，于《竹窗随笔·正讹篇》专门评论“梁武帝”一事，其文曰：
史称武帝好佛，饿死台城而佛不救；因此病佛，此讹也。武帝味道忘食，常持一斋；或遇政冗，则漱口以过。临终不食，乃其平日素守。且御宇五旬，历年八秩（当时已86岁），功满意足，安坐待尽，正视死如归，非饿死也！

侯景见帝，流汗噤口，摄于神威之不暇，岂能致之死乎？

后人辩者，以饿死为宿业，此论虽是，但未知饿死二字，乃嫉佛者过为之辞，欲借以阻人之进耳！今此发明帝不饿死，足破千载之惑！”
由上所述，可知饿死之说为谬，灼然无疑。原因总结如下：

一、武帝平常即日中一食，临终不食，乃其平日素守。

二、侯景攻陷台城后，入宫见武帝，见到86岁高龄的萧衍高坐在太极东宫皇位上，神色不变。

武帝没有说一句话，侯景就已经汗流浃背，不知所措了。

侯景行以臣子礼节，并立即退出了武帝的寝宫，回首对他的心腹之人说道“大概这就是所谓的王者之气吧！这不是我所能拥有的”。

侯景始终不敢枉杀梁武帝，只是把他软禁起来，并再也不敢觐见梁武帝。

三、萧衍身旁有侯景献的数百颗鸡蛋，岂有数百枚鸡子在旁，而可称饿死耶？

四、定业难转，内典中具言之。台城之变，无容致疑也。

五、言“自我手得，自我手失，亦复何恨”，可知他当时之平静，安详，并非含恨叹悲。

由上可知，梁武帝视死如归，安坐待逝，非是饿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