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路漫漫中级班作业本

路漫漫

资治通鉴中级班汉组长-路漫漫一年级第十一讲作业

1.    如果你是皇帝，面对来自太后的不合理要求，应如何应对？

答：太后执政，如果没有马皇后那样的品质，后患无穷。皇帝面对不合理的要求，必须要阻止，只有把大权紧紧握在手里，才能稳定国家。如果皇帝不能力行阻止，后患无穷。吕太后，王太后篡权，一个差点灭了刘氏，一个直接让王莽建立新朝。所以说，双头政治是很可怕的，做的最好的还是汉武帝，为了避免双头政治，立了刘弗陵为太子之后，直接杀了钩弋夫人，避免了祸患。

2.    匈奴单于先请求朝见，后又称病不来，是否应该对其进行惩戒？

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只要匈奴不来侵犯，一切都可以，但是一旦侵犯边境，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路漫漫

资治通鉴中级班汉组长-路漫漫一年级第十二讲作业

1.     评价一下汉哀帝与董贤的“恋情”

答：自古帝王爱红颜，后妃专宠，独霸后宫，外戚专权，在历朝历代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可是汉哀帝很奇特，他对美女不感兴趣，却对美男董贤一往情深，两人每日形影不离，十天之间累计赏赐财物达巨万之余，甚至愿意将皇位拱手相让，如此色令智昏，简直是千古难遇。

断袖之癖

中国古代，很少有真正的同性恋，有关双性恋的记载例是不少，连帝王也不例外。西汉皇帝大都有关系暖昧。非常宠爱的臣子，比如惠帝时的闳孺、文帝时的江充、武帝时的韩嫣、成帝时的张放等等。但只有汉哀帝与董贤，不但可以确证他们确实存在着不正常的关系，并且他们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被作为同性恋的代名词，那就是“断袖”。

汉哀帝刘欣，本来是定陶恭王刘康之子。刘康是元帝刘奭的儿子，因为元帝宠爱其母傅婕妤，爱屋及乌，对这个儿子也非常喜欢，甚至一度想废黜太子刘骜（成帝），改立刘康为继承人。但这件事终究没能实行，刘康被封为定陶王，带着母亲傅婕妤离开了长安城，归藩就国。刘康有许多妻妾，其中丁姬生下一个儿子，就是刘欣。刘康早死，刘欣袭爵为定陶王，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他和叔父、中山王刘兴同时人朝觐见。他的祖母傅婕好（此时已被尊为王太后）也跟着一起到了长安，携带大量珍宝，贿赂皇后赵飞燕，以及掌权的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想让孙子刘欣登上太子宝座。成帝没有儿子，在听了赵皇后、王司马的建言以后，又仔细比较了刘欣、刘兴两人的性格、学识，终于决定选择刘欣作为储君。此后。刘欣进入宫中，学习礼仪和治国之道。缓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成帝暴毙，太子刘欣继位，就是西汉孝哀皇帝。

西汉时代的“背背山”汉哀帝和董贤的情感纠葛

西汉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汉哀帝刘欣下朝回宫，偶遇昔日旧友董贤。董贤字圣卿，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人，其父原来做过御史，所以董贤自小就跟着父亲出入宫廷，在刘欣还是太子的时候做过太子舍人。时隔几年，昔日的顽童已经是风度翩翩美少年了，举止潇洒，形貌迤逦，一下子便俘获了汉哀帝的“龙心”。董贤一进官，六宫粉黛无颜色，汉哀帝对董贤的宠爱，比之商纣王对妲己、周幽王对褒姒也毫不逊色。每天从梳洗到用膳，同坐同食，出入则间车，毫不在乎朝臣的议论。董贤其人虽然相貌出众，却没有真才实学，每天只知道吃喝玩乐，汉哀帝也不去关心朝政了，每天和董贤一起鬼混度日。

有一天，汉哀帝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衣袖被董贤压住了。为了不惊扰熟睡的董贤，他竟然从床头拔出佩刀，将自己的衣袖轻轻割断，然后悄悄起床。如此体贴入微，实在是令人感叹不已。这个故事后来便成为一个有名的历史典故，“断袖之癖”也成了后世“同性恋”的代称。

胆大包天

董贤进宫之后，痴情的汉哀帝几乎倾其所有来讨他的欢心。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董贤的父亲董恭本来被派到边疆服役，自董贤得宠之后，不但被召了回来，而且提升为九卿之一的少府，掌管专供皇室需用的山海池泽之税，类似现在的国税局局长，是九卿里面最大的肥缺。不但如此，董恭还被踢爵关内侯，有封邑可食。因为董贤毕竟是个男人，也有自己的家室。哀帝于是将董贤的老婆也召进官里来，登上名册，可以随便出入宫禁。此外，哀帝还娶了董贤的妹妹，封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史书上说：“昭仪及贤与妻旦夕上下，并侍左右。”四人间的关系看来比较混乱。哀帝召集名工巧匠，大兴土木，为董贤夫妇在皇宫北面营建豪华官邸，其中的装潢、陈设精美无比，屋柱和窗格都用锦缎包裹。

汉哀帝还时不时地赏赐董贤各种贵重的珍宝名器，据史书记载.“旬月间，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哀帝对董贤的宠爱已经达到了一种无私忘我的境界，以至于自己甘愿用次一等的衣物和车马，把最好的让给董贤。而且为了死后能够不离不弃，福寿同享，他还命人在自己的陵墓旁边给董贤也修建同等规格的陵墓，这恐怕是历史上任何宠妃都无法享受的尊荣。

西汉时代的“背背山”汉哀帝和董贤的情感纠葛

如此优遇厚赏，哀帝还嫌不够，想要封董贤为侯。可是按照汉朝的规矩，大臣没有特殊功劳是不能封候的。某次待诏孙宠，息夫躬两人告发说东平王刘云和其王后暗中诅咒哀帝，兴起大狱。侍中傅嘉趁机献计说：“孙宠和息夫躬的告密信是通过宋弘递交上来的，如果把宋弘的名字换成董贤，那不就是大功一件，足以封侯了吗？”哀帝听了大喜，立刻照办。丞相王嘉和御史大夫贾延上书反对哀帝趁机封董贤为侯的诏令，一方面质疑此案的审理，一方面质疑董贤在其中的功劳。哀帝以退为进，将此事冷处理了几个月，最终还是不顾群臣反对，封董贤做了高安侯。

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傅太后去世，哀帝竟然伪造傅太后的遗命，加封董贤食邑两千户。丞相王嘉不肯照办，把哀帝的诏令原封不动地归还，同时还附上自己一篇奏章。他在奏章中说：“今贤散公赋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干金，往古以来贵臣未尝有此，流闻四方，皆同怨之。里谚曰：‘千人所指，无病而死。’臣常为之寒心。”哀帝看了奏章，勃然大怒，立刻逮捕王嘉，押入牢狱。王嘉最终在狱中绝食而死。王嘉既死，没人再敢直言进谏了。哀帝为了继续提拔董贤，甚至连此前一力扶植的外戚傅氏和丁氏那弃如敝屣。他把担任大司马的舅舅丁明免职，改封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此时董贤年仅二十二岁，就凭色相掌握了西汉的大权，百官奏事，都必须通过董贤才能送到君前。

西汉时代的“背背山”汉哀帝和董贤的情感纠葛

丞相孔光是董贤之父董恭的上司，现在反而比董贤矮上一头，哀帝怕孔光为此看不起董贤。特意让董贤前往拜会。孔光恭敬地迎接年轻的大司马，礼数相当周到。哀帝听闻后大喜过望，即刻拜孔先的两个儿子做谏大夫和常侍。董贤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了，汉哀帝还是觉得不足以彰显自己对董贤的一片痴情。一次宴会上，汉哀帝竟然借酒醉之机，笑着对众人说：“我想效法尧舜，将帝位传给董贤，大家意下如何？”吓得众人不知所措。幸好中常侍王闳说：“天下是高皇帝（刘邦）打下的，不归陛下私有。陛下继承祖宗的事业，应传给刘姓子孙以至于无穷。”汉哀帝只好作罢，宴会不欢而散。哀帝大为扫兴，从此疏远王闳。如此色令智昏，轻易将国家重器拱手让于人的君王实在是昏庸至极，史上难见。

黯然离场

汉哀帝虽然有断袖之癖，过分宠信董贤，以至于色令智昏，做出很多受人垢病的荒唐之举，但并非生来就是个昏聩无能的人。据史书记载，汉哀帝即位之时，西汉王朝已经气数将尽，当时最严重的社会危机莫过于土地兼并。为了加强皇权，不再像汉成帝那样大权旁落，汉哀帝即位伊始就采纳了限田限奴的建议，企图通过这个举措使汉家摆脱王氏家族的限制。经过群臣讨论，丞相孔光、大司马何武等制定了具体规定：诸侯王、列侯、公主、吏民占田不得超过三十顷；诸候王的奴婢以二百人为限，列侯、公主一百人、史民三十人；商人不得占有土地，不许做官。颁布这个法令的主要目的在于抑制土地兼并，保护农业发展。可是一经颁布，遭到了权贵们的反对。而且汉哀帝自己也没能以身作则，光是赐给董贤的就有两千多顷土地，是限田令最高额的七十多倍。这必然使得限田限奴令变成一纸空文，难以落实。

西汉时代的“背背山”汉哀帝和董贤的情感纠葛

除了限田令之外，哀帝还颁布了一系列诏令，比如废除任子令和诽谤欺诋法，但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无法持续推行下去。这渐渐让他对颁布法令失去了信心，也对执政失去了兴趣，于是更加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彻底不理朝政了。

由于过度沉溺声色，荒淫无度，年仅二十五岁的汉哀帝就已经是-副病怏怏的模样，即使是改元易号也无济于事。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正月初一、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四月三十日先后发生两次日食，更是让朝野上下人心浮动。坊间纷纷传言，此等异兆出现是皇帝不应天命的天谴。元寿二年六月，汉哀帝病死在未央宫，结束了他荒淫短暂的人生。而他生前最宠爱的董贤也随即被罢黜。煊赫一时的董家就此衰败，董贤的父亲董恭，兄弟董宽信等全都被流放到边远地区，母亲被遣送回娘家。

2.     王莽的表演为何能忽悠住这么多人？

答：王莽（前45年—23年10月6日），新朝的建立者。公元8年—23年在位。  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人( 河北大名县东 )。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幼年时父亲王曼去世，很快其兄也去世。王莽孝母尊嫂，生活俭朴，饱读诗书，结交贤士，声名远播。  王莽对其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极为恭顺。王凤临死嘱咐王政君照顾王莽。汉成帝时前22年，王莽初任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王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深受众人爱戴。其叔父王商上书愿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封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绥和元年（前8年）继他的三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翌年，汉成帝薨。汉哀帝继位后丁皇后的外戚得势，王莽退位隐居新野。其间他的儿子杀死家奴，王莽逼其儿子自杀，得到世人好评。  前2年王莽回京城居住。前1年汉哀帝无子而薨。王政君掌传国玉玺，王莽任大司马，兼管军事令及禁军，立汉平帝，得到朝野的拥戴。1年王莽在推辞再三之后接受了“安汉公”的爵位，将俸禄转封两万多人。3年王莽的女儿成了皇后。元始四年（4年）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得到儒生的拥戴，被加九锡。  5年，王莽毒死汉平帝，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太皇太后命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或“摄皇帝”。

路漫漫

资治通鉴中级班汉组长-路漫漫一年级第十三讲作业
本次作业：
1.分析一下王莽在和平年代能篡位的原因。
答：西汉自汉武帝以后，皆以外戚辅政，汉元帝皇后王政君，六十余年为天下母，辅佐了四个皇帝。外戚王莽以姑母王政君为凭借，最初装出恭谨勤劳的样子，不知疲倦地工作。后来他广结名士和将相大臣，深得人心，凡是来投奔他的，不论地方远近，出身贵贱，他一概收用，让他们做官。
为了收买人心，他把从自己封邑里收来的钱和粮，都拿出来赠送给宾客，而自己家里却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朝野上下皆赞王莽。汉哀帝死后，王莽官居大司马，以太后名义执掌军政大权，立汉平帝，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汉平帝做皇后，渐渐在朝中大权独揽。公元5年（元始五年）十二月，汉平帝死后，王莽指使同党向太皇太后王政君上书，要求让他代天子临朝。王政君无奈，只好顺从这一要求，由王莽摄政，称为“摄皇帝”。
公元6年，王莽改年号为居摄元年。三月，王莽立年仅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号称“孺子婴”，以效仿周公摄政旧事，为代汉做准备。此后数年间，关于王莽代汉称帝的符命图谶频繁出现。公元8年（居摄三年），梓潼人哀章制作铜匮，内藏《天帝行玺金匮图》与《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伪托汉高祖遗命，令王莽称帝。于是王莽便到高帝祠庙接受铜匮，然后戴上王冠觐见太皇太后，坐在未央宫前殿，即天子位，定国号为“新”。至此，西汉灭亡，王莽达到了他的托古改制、篡汉自立的政治野心。
以上这一大段文字，摘自百度百科，其内容基本属实。但坊间看法各异。尤其是近期听了复旦大学副教授姜鹏“讲评资治通鉴”电视讲座后，觉得有些方面的问题，应该重新认识。试想，王莽不费一刀一剑，没有任何“宫廷政变”密谋，如何就篡得了汉家200多年的天下呢？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思。
王莽所建立的新朝，在早期史书记载中没有其应有的地位，而只是合并到西汉政权之中。王莽在位共15年，新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之一。《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的历史。迄今为止，说王莽篡汉者有之；说王莽是改革者也有之。说王莽出身清贫，自幼节俭温顺谦恭者有之；说王莽是伪君子，包藏祸心者也有之。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历史上真正的王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选几个历史小故事，来展开这个人物形象吧。

王莽篡汉 <WBR>故事新说

               一开始王莽并非“官二代”
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人( 河北大名县东)，出生于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家族是红极一时的外戚王家，但王莽父亲王曼早死，接着王莽哥哥又去世，由他担起全家生活的责任。王莽极为孝顺母亲而有声名，尊敬嫂子，照顾侄儿，生活俭朴，平日博学多览，手不释卷，学习“礼经”，拜陈参为师，为人谦恭有礼，结交社会贤达俊士，折节力行，宗族称孝，师友夸仁，为一时人望之所寄。
虽然王莽的姑母王政君贵为皇太后、大伯王凤是当朝一品大员，其余六个叔父均被皇上封侯，但唯独他自己由于父亲王曼早死而未曾封赏，所以未沾得君恩，孤儿寡母，凄苦度日。艰苦的生活环境，养成了他“愤青”并“现实”的双重性格。他只能依靠加倍努力，去改变自身状况。
汉成帝即位多年，没有子嗣，身体又不好，于是趁定陶王刘康来朝时，请他留下来照顾他。也怪王莽的大伯做事太绝情，身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的王凤，以“定陶王虽亲，于礼当奉藩在国”为由，力谏汉成帝将定陶王刘康遣返归国，刘康只好离开。连皇亲尚且如此，外戚王莽焉能滞留京师呢？没有受到皇帝封赏的王莽，只能一直生活在故乡“魏郡元城委粟里”。
后来还是王莽姑母王政君怜悯自己的小弟王曼因为早死而没有被封侯，加上平阿侯王谭、成都侯王商等人多称赞王曼之子王莽，便让成帝追封王曼为新都哀侯，以王莽嗣侯位。
                   初入仕途办事认真
随着年龄的增加，社会历练的增长，王莽体认到除读书之外，还须伯叔父的帮助，因而对伯叔父刻意恭顺。官居大司马的大伯父王凤生病时，王莽亲自煎药尝汤，守在榻前数月，不眠不休，比王凤的儿子还孝顺。王凤临死前告诉他当皇太后的妹妹王政君，要她照顾王莽。在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王莽官拜黄门郎，稍后提拔为射声校尉( 掌管善射武士的军官)。
公元前22年，王莽24岁入中枢开始作官，办事认真，对人更加恭敬，叔父王商上书成帝，愿把自己封邑部份出让给王莽，朝中名望大臣，也上表举荐王莽。30岁时，王莽被封为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皇帝侍卫近臣)。而莽之伯叔父凤、商、根相继为大司马辅政。成帝之世，王氏为侯者九人，为大司马者五人。公元前八年，大司马王根病重，举荐王莽代替其职，成帝接受了，王莽那时才38岁。
王莽作了一年多的大司马，成帝就病死了，太子哀帝即位，哀帝母定陶王一派外戚得势。王莽不得不请辞下台，退居新野属地(河南)，闭门读书，等待机会。期间他的儿子王获杀死了家奴，莽逼子自杀偿命，王莽此举得到人们的好感。
                    东山再起步步高升
在新野三年，多人上书为他反平。在公元前二年，王莽获允回京居住。来年，25岁的哀帝死后，太皇太后王政君收了玉玺，召王莽复为大司马，领尚书事，兼管军事令及禁军，百官奏书也由莽处理；此时王莽45岁，一夕之间，王莽成了国家最高行政的执行人，王莽一上台就清除了丁傅（丁皇后与另一太后傅太后）外戚的势力，立王箕子为平帝，还为平帝祖母冯太后及东平王昭雪，迅速果断的行动，受到朝野上下的拥戴，为推行以后的新政奠定了基础。次年，太皇太后赐王莽为安汉公（类似周公受封的封号），王莽推辞再三，接受了名号，却把俸禄二万八千户的封赏转让出去，大家皆歌颂王莽的恩德，此时正值公元纪元一年。48岁的王莽立女儿为平帝后。49岁时王莽被封为宰辅，其地位在诸侯王公大臣之上。王莽只用了4年，天下就升平，因而加封九锡（大臣最高荣誉），王莽这一次却没谦让。
                  假皇帝不当要做真皇帝
汉平帝元始五年，平帝病，王莽以自身祈祷上天，愿代平帝病死；结果平帝还是死了。于是立只有两岁的孺子婴（广戚侯刘显的儿子，汉宣帝曾孙刘婴）为皇太子，太皇太后据群臣之意，叫王莽代行天子朝政。王莽做了两年假皇帝不过瘾，于是上书皇太后托言要改朝换代。初始元年（公元8年），有“素无行，好为大言“的梓潼（今属四川）人哀章，制做了一个铜匮（匣子），装了两条书简，意思是天帝和汉高祖刘邦要传位给王莽。“图”“书”中都写了“王莽应做真天子”的命符，同时将王莽宠信的几个大臣以及哀章自己的名字也写在上面，说这些人应当大官辅佐。哀章将此铜匮献给了正急于当真皇帝的王莽。
王莽的弄假成真走出了第一步，太皇太后不得不同意。既然命符是升官的捷径，王莽立即拜受，表示听从“天神”命令，接受太子刘婴禅位。回去坐在未央宫的前殿，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新”，把公元8年十二月初一作为始建国元年正月初一。                    
                      索取传国玉玺的风波
既然做了皇帝，没有印信怎么行呢？于是王莽便派他的堂兄弟安阳侯王舜去向太后索取玉玺。王政君高声怒骂：“你们兄弟父子一家承蒙汉家之力，才能世世代代得到富贵，现在不知恩图报，反过来趁人孤弱，篡夺皇位，为人如此，真是“猪狗不食其余！”还说，如果你们自以为得到天命而成为新皇帝，想要改变正朔服制，就应该自己做新的玉玺，流传万世，为何想要得到这个亡国的不祥玉玺？“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同葬，终不可得。”王政君随即痛哭流涕起来，旁人也跟着垂泣。汉家的老太后被自家的侄儿逼到这一步，真是肝肠寸断、痛不欲生。
此时的王舜，虽感到悲哀，但还是劝说太后：“臣无话可说，但王莽一定要得到传国玉玺，太皇太后您想想看，您能说不拿出来就不拿出来吗？”王政君悔不当初，便生气地将传国玉玺取出，重重摔在地上，为此传国玉玺还摔碎了一个角。她狠狠地说道：“我已经老死了，有你们这样的兄弟，我们王家今天是要灭族了！”据说，这个被摔碎了一个角的传国玉玺，后来又有人用金子镶了一个角，所以叫“金镶玉”皇帝传国玉玺。
东汉王夫之评论这件事时说：“亡西汉者，元后之罪通于天矣。”王政君是汉元帝刘奭的皇后，王莽是她的内侄，正是她的培植，使王莽势力一天天做大，最后将汉朝取而代之，她是应该承担责任的。   
王莽得到玉玺后非常高兴，在未央宫为太皇太后王政君置酒设宴，大肆庆祝。公元九年，王莽年54岁，成为新朝的开国皇帝。他从安汉公—宰衡—假皇帝—真皇帝，其计八年时间得国。
                   食古不化枭雄未能善终
王莽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作为新朝都城，改尊太皇太后王政君称号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王莽开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做皇帝的先河。
本来西汉后期，朝廷的赋税劳役日益严重，统治阶级“多畜奴婢，田宅无限”，奢侈挥霍，弄得民穷国虚。土地兼并和奴婢、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各地起义不断。王莽开始推行“托古改制”的新政后，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政策，然而他操之过急，不但未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使民众怨声载道。王莽的本意是想为农民做点好事，结果适得其反，连年灾荒，物价腾贵，终于引起全国性的农民起义，他的王朝被农民起义军推翻。
天凤四年(公元十七年)，全国蝗、旱灾害频发，饥荒四起，王莽叫百姓煮草根为酩以代粮，无效，饥民起而暴乱。赤眉、绿林军相继揭竿而起，王莽军队先后败给赤眉及绿林军。农民起义军后来与刘演刘秀起义军会合，成为光武中兴的源头。昆阳之战，王莽新朝军队以四十余万军不敌万余兵力的刘秀，王莽自此而衰。在公元二三年（地皇四年），王莽率群臣至南郊，举行哭天大典，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
绿林军另一支起事军劲旅攻入长安，城中少年响应，攻入渐台。商人杜吴杀了王莽，校尉公宾斩其首，起事军将王莽首级悬于宛市之中。王莽成为两汉之间的异类，代罪羔羊。依照历史记载，王莽死时年68岁。
中国传统历史学强调忠君、家天下的理念，对王莽的评价普遍不高，一般都认为他只是一位“伪君子”，众口一辞的千古罪人。老百姓中有一首流传下来的诗写得好：“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礼贤下士时。若是当时便身死，千古忠佞有谁知。”这恐怕是历史对这位改革家的最好评价了。（原野）
2.太皇太后在最后时刻反对王莽篡位，是真心的，还是故作姿态？
答：太皇太后一步步把王莽提升到皇帝，王莽当皇帝，太皇太后功不可没，最后摔玉玺明显是故作姿态。

路漫漫

资治通鉴中级班汉组长-路漫漫一年级第十四讲作业
1.        对王莽的一系列改制行为做一个简单的评价。
答：揭发表兄，大义灭亲，38岁当上大司马
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王莽出身在一个显赫的家庭，他的姑母王政君被元帝立为皇后。成帝（王政君之子）继位后，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
但王莽父亲早死，没有轮到封侯；哥哥也年纪轻轻就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王莽从小谦恭好学，生活俭朴，平时侍奉母亲和寡嫂，抚养侄儿，都规规矩矩；对待社会上的名流学者、家中各位叔伯，格外彬彬有礼。
永始元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升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官越升，越是谦虚。他广泛结交高中级官员，救济名士，家里不留余财，连自己的军马衣服都拿来分给宾客。
在位的官员不断举荐他，在野人士纷纷传播他的佳话，王莽的名声逐渐超过了他的叔伯们。
王莽的叔父曲阳侯王根担任大司马多年，因一直有病，几次要求退休。王莽的表兄、太后的外甥淳于长名列九卿之首，按惯例应继任大司马。淳于长忘乎所以，大肆收受地方官的贿赂，妻妾成群，生活侈靡。
淳于长的妾许女靡的姐姐是成帝已废的许皇后。许氏想求皇帝给她复位，送给淳于长大批宫中的用品和财物。淳于长骗她说有办法让成帝立她为左皇后，通过许女靡不断给她写调情的信。
此事让王莽打听清楚，就利用探病的机会报告王根：“淳于长见您久病，好不高兴，自以为应该代您辅政了，已经给不少人封官许愿。”王根大怒，要他赶快向太后汇报，太后气得让成帝免了淳于长的官。
不久，王莽的另一位叔父红阳侯王立接受了淳于长通过儿子王融送来的大批珍宝后为他在成帝前说情。成帝让有关部门调查，王立让王融自杀灭口。
成帝更怀疑他们间有阴谋，将淳于长关押在洛阳的诏狱中反复审讯，查清了他的罪行，在狱中被杀死。王莽继王根和其他三位叔伯之后当了大司马，当时他38岁。
体恤百姓，网罗文士，赞颂他的民歌有三万字
正当王莽声誉日隆时，成帝驾崩，太子继位（哀帝）。成帝无子，太子是侄儿、原定陶王刘欣。哀帝继位后，他的母家成了新的外戚，王家却受到沉重打击。
王回到新都侯国（今河南唐河县西南）闭门不出。他的儿子王获杀了一名奴婢，被他痛骂一顿，逼令自杀。
三年间，官员们为王莽鸣冤的上书数以百计。元寿元年，哀帝以侍奉太皇太后的名义征召王莽回家。
一年多后，哀帝病死，太皇太后急召王莽进宫。哀帝的嬖臣、大司马董贤被免职自杀，王莽被封为大司马，建议迎九岁的中山王继成帝为帝（平帝）。太皇太后重新成为皇太后，临朝称制，由王莽执政。
王莽很快收罗、组织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王舜、王邑为心腹谋士，甄丰、甄邯负责决策，平晏掌管机密，刘歆撰写文告制造舆论，等等。
元始元年（公元1年）正月，大臣们向太后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与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
王莽上书表示，他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奖励他们四人，以后再考虑他。
并不顾太后多次诏令，坚决推辞。左右向太后建议，还是不要强迫他，先封了孔光等人，他才会答应。
四人受封后，王莽还是不肯出来，群臣又建议，王莽虽然极尽谦让，应该表彰，但及时加赏，才能证明朝廷重视大功。
于是太后下诏：王莽增加封邑二万八千户，封为太傅，称安汉公，以萧相国（何）的故居作为安汉公官邸。王莽不得已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退回了增封的土地和民户，表示要等到百姓都达到小康水平后再说。
太后下诏：接受王莽的辞让，但将他的俸禄、办公人员和赏赐都增加一倍，什么时候百姓达到小康，大司徒、大司空负责上报。王莽连这一点也不接受，建议应该首先考虑封诸侯王和开国以来功臣的子孙，然后是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
最后朝廷下令：全国成年男子每人增加一级爵位；二百石以上级别的官吏，不论是否试用期满，全部转正；封东平王、中山王，封宣帝曾孙36人为列侯；封太仆王恽等25人及右将军孙建等为关内侯；公、列侯的继承人犯了罪，凡判处“耐”（剃去须发服劳役）以上的都应先经上级批准；派谏大夫巡视三辅（三个朝廷直辖区），凡上一年多收的赋税一律予以赔偿，凡不妨碍哀帝陵园中建筑物的百姓坟墓都不迁走；天下吏民不必再自行置备服兵役所需物资。
他又向太后进言：“由于丁、傅两家外戚的奢侈挥霍，很多百姓还吃不饱饭，太后应该穿粗衣，降低饮食标准，作天下的榜样。”他捐钱一百万、田三十顷，救济贫民。
此举一出，百官积极响应，纷纷仿效。连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汤沐邑”（供太后私人开支的封邑）十个县交给大司农管理。元始二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230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
为了复兴儒家传统制度，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
元始五年秋，派往各地了解民情的八位风俗使者回到长安，带回各地歌颂王莽的民歌三万字。
王莽奏请进一步制定条例，以便做到“市无二贾（市场上不讨价还价）、官无狱讼（衙门里没有打官司的）、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男人女人分别走在路的两边）”，“犯者像刑”（犯法的人以画像示众，不必真的用刑），仿佛回到了太平盛世。
登上新朝皇帝宝座，王莽的成功并非偶然
当年底，14岁的平帝死了，元帝已经绝后，宣帝曾孙辈王莽嫌他们都已成年，就提出：“兄弟不能相互继承。”所以在宣帝玄孙中挑选了一位只有2岁的刘婴。
当月，武功县长孟通在井中挖得一块白石，用红颜色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几个字。大臣们让太后下诏，“为皇帝”就是“摄行皇帝之事”，这样王莽当了“摄皇帝”，立刘婴为皇太子，称“孺子”。
王莽要当皇帝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势力开始发动反抗。首先发难的是安众侯刘祟，但只拉起了百余人的队伍进攻宛城，连城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
第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通告各地。长安以西23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
待王莽扫清了这些障碍，各种符令祥瑞纷至沓来。在长安求学的梓潼（今四川梓潼县）人哀章干脆做了个铜匾，外面贴上两张标志“天帝行玺金匾图”、“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在匾里放的纸上写上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遵天命，还将王莽的8位大臣和他胡编的王兴、王盛和自己的姓名共11人写上，每人写上官职。得到报告后，王莽立即去高庙将金匾迎到未央宫前殿，演完了登上帝位的最后一场戏。
从阳朔三年（前22年）步人仕途，至当上新朝的皇帝，王莽花了31年时间。如果我们认真分析西汉末年的条件，就不难发现，王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汉宣帝晚年已开始重用宦官和外戚。哀帝继位后，贬黜王氏，但新的外戚傅氏、丁氏的作为比王氏有过之而无不及。更糟糕的是，哀帝竟封自己的同性恋伙伴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让他执掌朝政。
皇室滥加封赏，外戚宠臣穷奢极欲，贪得无厌，如董贤在短短几年里，积聚的家产竟有43万万。地方官只要能结交上外戚、宠臣，就能肆无忌惮，对百姓搜刮盘剥。
成帝、哀帝时，流亡的百姓已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不计其数。贫富相差悬殊，奴婢与牛马一起供买卖，这样的社会怎么能长久存在呢？
从高层官员到百姓贫民，对现实普遍不满，王莽的出现当然会给大家带来希望。
在政界贪赃枉法成风，外戚聚敛唯恐不及的社会，王莽非但不贪，还一次次把自己的钱财、土地和获得的赏赐分给下属和贫民，甚至连俸禄也常常用于救济，自己生活清苦，太太穿得像仆人，这些都是《汉书》承认的事实。
王莽孝母、赡养寡嫂、抚育侄儿、对人谦恭有礼等行为也都是货真价实的。
王莽改制的多数措施也是深得人心的。他在元始元年的建议，使贵族、官吏以至天下百姓人人受益，当然皆大欢喜，得益的人又那么多，他们都会感激。
王莽改制中的救济灾民措施，包括他自己和太后带头捐资，在长安为灾民建房等，尽管未必都能落实，总能起些作用。他在长安为学者建住宅，从全国征集数千有本领的人和各类学者，知识分子自然会感恩戴德。
脱离现实，托古改制，自走绝路
一般都说王莽是“托古改制”，认为王莽的真正目的是改制或篡权，“古”只是一个幌子，只是假托。我以为，王莽倒是真心诚意复古，因为他把儒家经典中描述的古代社会当成了可以实现的目标。
如果王莽的复古只是为了篡权，那么在他当了新皇帝后就可以改弦更张了，而他推行的实质性的改革却都是在当了皇帝以后。王莽上台以后以更大的热情顽固地推行他的复古改革，把自己推上了绝路。
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身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但在社会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完全没有物质基础，只能加速国库的枯竭和财政崩溃。
这些利益还诱发了得益者对王莽、对王莽改制过高的期望，一旦事与愿违，这些支持者马上会变为反对者。知识分子如此，其他阶级、阶层也会如此。
王莽想在不触犯贵族、豪强、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让百姓、贫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完全是痴心妄想。
王莽改制增加王侯官员的俸禄和供养学者的开支，势必减少农民土地，提高百姓赋税；而要缓解土地矛盾，减轻百姓赋税，只有削减朝廷开支，裁减贵族官僚，限制他们的土地占有量；绝对难以两者兼颐。
当王莽改制实行时，为了达到尽善尽美的目标，不惜得罪所有的人。例如，对社会矛盾的焦点土地和奴婢问题，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奴婢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
每个不足八个男口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过一井，超过部分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原来没有田的人可以根据制度受田。还规定，对胆敢说“井田圣制”坏话的人，违反法令造谣惑众的人，都要押送到边疆去。
这项王莽改制自然会受到大地主豪强的激烈反对，因为他们占有的田地远不止一井，要他们将多余的土地交出来等于要割他们的肉。
他们占有的大部分奴婢是用于农业生产的，现在将土地都交了，难道将奴婢白养着？而奴婢又不许买卖，岂不是逼着他们白白送掉吗？由于既没有可行性，又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少地农民，对这一纸空文，农民自然也不会满意。
三年后，王莽只得让步，于是土地和奴婢买卖合法恢复，原来的业主肯定要索回已交了公而被其他人“受”了的土地。至此，王莽改制就将唯一拥护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也得罪了。
王莽改制对货币的改革，开始时模仿周朝的子母钱。以后又不顾五铢钱从武帝时开始已经生产了280亿万的现实，盲目推行花色繁多却没有信用的各种新货币。
受到百姓抵制后，还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规定携带使用五铢钱的人与反对井田制同样处罚，流放边疆。
由于王莽改制定下了过高的目标，又深受“夷夏之辨”的影响，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境外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王莽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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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
王莽改制中的改名。王莽要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他又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北方边疆民众深重的灾难。
王莽泥古不化，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差不多都改了，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这样改一次已经够折腾了，王莽却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还到原来的。
官吏和百姓根本记不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不但影响效率，造成浪费，而且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天时对王莽改制也是极其不利的，公元初前后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阶段之一，见于记载的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区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如此大的灾害，即使是在国家储备充足、社会秩序稳定的条件下也会造成巨大损失，何况发生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时代，出现在国库早已耗费殆尽之时！
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十月初一，响应更始政权的军队入长安城。初三天明，王莽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退至渐台。将士全部战死。
商人杜吴杀了王莽后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取下了他身上的绶带，校尉公宾就见了，忙问是从谁身上拿到的，得知尸体还在后，立即冲进室内砍下王莽的头，王莽尸体立即被争夺的士兵肢解。
几天后，王莽的头被挂在南阳宛县市上，这里是更始帝的驻地，也是西汉宗族的重要基地，当地“百姓”纷纷向头上掷石子，甚至有人割下他的舌头吃了。
王莽改制彻底失败了，但在他山穷水尽、必死无疑时，竟然还会有千余人自愿与他同归于尽，或许能给他一丝安慰，也向后人透露了一点真实的信息。
2.        王莽的行为符不符合儒家标准？
答：儒家讲仁义，王莽毒死汉平帝；儒家述而不作，王莽连年改制让百姓不安；儒家讲礼，王莽却在处处破坏礼，连最基本的人伦都不顾。王莽哪里有儒家的样子？

路漫漫

资治通鉴中级班汉组长-路漫漫一年级第十五讲作业
1本期作业：1.简述王莽在内政与外交上所存在的问题，为什么短短几年就使得天下大乱？
答：王莽仿照《周礼》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废止奴隶制度，建立五均赊贷（贷款制度）、六筦政策，以公权力平衡物价，防止商人剥削，增加国库收入。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不停回复到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

但王莽的改制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由于政策多迂通不合实情处，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不断引起天下各贵族和平民的不满。到了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绿林大规模的反抗。导致新朝的灭亡。

主观原因
动欲慕古，不切实际

王莽在改制中，王莽食古不化，竭力复古，最终导致改制的失败。王莽一向认为，“承天当古，制礼以治民”。是以做了大司马成为宰辅后，“议论决断，靡不据经”。新朝建立后，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把一切政令、设施都弄得古色古香，一部《周礼》几乎是王莽新政的蓝本。王莽是一位儒家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对历史上的大儒们所描绘的理想境界羡慕不已。

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在始建国元年，即公元9年，王莽下诏实行“王田制”。王田制的名称取法于《诗经》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莽诏书称：“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这就是王莽的“王田制”，其核心是变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为封建土地国有制，企图以此来遏止土地兼并。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已经出现六七百年的汉末，要废除土地私有，实行土地国有，实在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他的一位叫区博的大臣就直接面谏他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实行。”因此不几年，就因为遭到豪强大地主们的反对而废止了。正如一位史家所说的，井田制“乃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

王莽还根据《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制定出一套分封的办法：“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诸公一国，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测，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在体现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已确立二百多年后的时候，王莽全面恢复分封制，用世袭的办法代替选任制，其实是一种历史的例退，无论如何都是行不通的。王莽代汉后，为了抑制富商大贾的过分盘剥，又颁布了五均六管法，“《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可以看出，五均六管也是根据《周礼》等旧典损益而成的。这套五均六管法实质上是官营一部分工商业，将民营的盐、铁、酒等大宗商业收由官家来做。这明显是与富商大贾争利，当然要遭到他们的反对。而税山泽，又使在虫蝗旱灾之中指望山泽求生的百姓，没有了活命之路。因此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一致反对。

性情躁扰，轻于改作

王莽“性躁扰，不能无为”，好逞威风，博求虚名，轻于改作，但又对改制中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致使许多措施半途而废，或者仅限于法令条文的颁布。在这方面，币制改革与地名变更尤为突出。从居摄二年到地皇元年十余年间，王莽先后四次下诏改币，五次重申改革货币的法令，平均不到三年就改币一次。王莽改币的主要目的是用货币贬值的方法，聚敛财富。结果是币制改革一次，王莽就实现一次对人民财富的大掠夺，社会经济就会出现一次大混乱，以至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如此频繁、混乱、荒唐的币制改革，在中国币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这种改革除了增加记忆的麻烦以至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之外，则无任何益处。这也是王莽失败的重要因素。在位期间，王莽还屡次挑起对东北、西北、西南诸少数民族的战争。对匈奴曾几度发兵，虽不曾出击，屯边吏卒数十万，持续时间许多年，“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扰攘天下，破坏边境和好局面，改革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其结果可想而知。王莽在位期间经常颁布一些改革措施，但往往只注重形式，对具体执行则不甚了了，更多的精力用在讨论修改条令的文辞优美与否、是否符合经典规范上。不断修改条令实际上是不停地扰动民众，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刚愎自用，所用非人

王莽代汉前，其声名已十分显赫，连皇帝、太后都对他恩宠有加，百姓、士大夫上书称赞王莽的更是络绎不绝。这样的声望使王莽在改制中过于自信，过于迷信儒家经典条文，以至于达到固执己见、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地步。王莽经常自以为他的法令条文都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对忠言直谏者，常不能正确处理。如大司马严尤上书，陈述对匈奴作战的困难及不利条件，建议停止对匈奴的战争，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结果被王莽贬去大司马之职。

当有使者如实报告农民起义的缘由是法令苛酷、剥削沉重时，王莽根本不信，认为是造谣，立即罢免了使者的官职。他叫大司马司允费兴去做荆州牧，问他到任上如何治理，费兴对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管，税山泽，妨夺民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郡，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税赋，几可以解释安集。”王莽听了大怒，又免去了他的荆州牧。去除苛政以苏民困，这本是解民倒悬之举，能干的官吏才可以做到的，王莽竟然因此而免其官。为政者不知用人才，难怪王莽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王莽后期所用之人大多是拍马奉承、刻薄寡恩的小人。

进入关中的流民有几十万人，王莽“乃置养膳官禀食之”，而办事的官吏乘机将赈济的粮米据为己有，致使“饥死者十七八”。王莽听说城中饥馑，问负责此事的王业，业“乃市所买粱饭、肉羹持入视莽，曰：‘居民食，咸如此。’”王莽居然就信了他的话。王莽派到各郡督察铸钱的官吏，大都是富商大贾出身，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满朝这种阿谀奉承，颠倒黑白的官吏，新莽政权的倒台是必然的，搞改革必须高度重视用人之道。事在人为，各项改革措施，最终都要通过人去贯彻实施才能收到效果，而效果好坏，又与用人是否得当直接相关。王莽的刚愎自用与用非其人造成改制的彻底失败，教训是深刻的。
2.王莽拥有全天下的实力，为何在“盗贼”面前屡屡吃败仗？
答：王莽不得民心，而又不舍得交出兵权，一步步激起民愤，哪有不败之理？

路漫漫

资治通鉴中级班汉组长-路漫漫一年级第十六讲作业
本期作业：
1.王莽为什么会在短短几年内由万人拥戴变成万人唾弃？
答：想王莽成名之时，形象也是极尽完美。
他出身于权倾朝野的外戚之家，姑姑是汉元帝的皇后（汉元帝就是那个看着昭君出塞的皇帝），汉成帝（赵飞燕姐妹的老公）是他的表哥。
按理说，他该成长为一个飞扬跋扈的纨绔子弟。但是，他没有。在他的伯伯叔叔们在朝堂上呼风唤雨，族中兄弟声色犬马时，他因为爸爸早逝，而提前过起了清心寡欲的日子。
好学上进，不看对方身份谦恭对待每一个人，行事有礼有节，学子贤士们引他为知己，围观群众们视他为偶像；
他的伯父，当时位居大司马的王凤病了，他可以衣不解带侍奉他到病好；
他的哥哥去世了，他毫不犹豫地将奉养寡嫂、养育侄子成人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为了侄子的教育问题，他还亲自带着他拜访名师。
而他自己又过得异常朴素，出门见到有困难之人也要帮助一二。
这样的存在，简直是整个上流社会的一股清流，怎能让人不多看两眼？这样的人品又怎能不让人心生叹服？美名远扬再自然不过。
皇帝表哥自然也听说了，再加上叔叔伯伯及诸多粉丝们的举荐，24岁的他正式进入官场，30岁时就已经侯爵加身，成为皇帝近臣。
就算是走到了更高的位置，世人眼中的王莽还是从前的那个王莽。
他仍旧是清俭度日、谦恭待人，俸禄不是分给门客，就是接济穷人；他还是那么孝顺，老母亲病了，再忙也要坚持亲侍汤药。别人到他家探望，他都因担心母亲屡屡离开，而招待客人的夫人更因穿着被人误认为奴仆。
而后面发生的一件事，更让他公而忘私的名声传得更响。
成帝去世后，因为无子，他的侄子——和董贤有段断袖之情的哀帝继位，而他和王莽并无亲戚关系。王莽就于此时适时让位，回到封国隐居。
隐居期间，他的二儿子王获打死一个奴仆。按理说，这在当时也不算是个事，平常人家多是拿钱解决，以王莽的地位打声招呼甚至钱都不用出。
但是王莽并没有当这是小事一桩，他先是把儿子打了一顿，然后严肃地告诉他：杀人一定要偿命。本来王获以为他只是吓唬他，但王莽却始终坚持，王获最后不得不自缢而死。
这事一出，举世哗然，原来真有人可以做到大义灭亲。对王莽崇拜之情，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故事如果只到这，想必各类道德教化书上必有王莽一席之地，以千古楷模的形象。
可惜，人都有两面性，为了事业或是欲念，他可以让世人看到的全是伟光正，而吞不下的黑暗则在私下进行。
成帝还在时，为了接任大司马之位，他暗中收集对手证据，并告诉准备退休的大司马王根：对方已经准备好接任，还承诺给党羽升官发财。在王根表现出不满后，交出证据。对手成功被扳倒。
他的儿子被逼自尽后，他的声望到达一个新的高度，这次的盛名又将他重新送回了朝堂。
不久后哀帝去世，又一次成为大司马的他，拥立九岁的平帝继位。
只要身在朝堂，就不会风平浪静。这时的王莽虽然大权在握，反对的声音却未完全消除。于是他主动结交三朝元老大司徒孔光。孔光向来胆小谨慎，王莽就以他姑姑王太后的名义，将反对派的犯罪证据交给孔光。这就样，经孔光的手，王莽将政敌一个个拔除，然后换上自己的人。
这些反对的人中还有就是平帝的母家一族。为了阻止他们插手朝堂事务，王莽将全部发往中山国，平帝母子也不能相见。
但世人面前，王莽仍是一幅为国家鞠躬尽粹的模样，哪个地方一有灾害就茶饭不思，提倡全国缩衣减食，救济灾民也一直都是身先士卒；面对朝廷奖赏也一直都是拒不接受，而把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如果要加官，更要拒绝，满朝高呼也不行，总之就是拒绝到底，然后呼声越来越高，最后再极其不好意思的接下。
他的大儿子王宇却在一片高呼中仍，感觉到了王莽不一般的心思，为了防止他爸爸泥足身陷，为了保全家族名声，也为了防止平帝长大后的报复，就想劝他。发现毫无效果后，就和他的大舅子以及老师吴章定下了一个计策，就是有名的“狗血门事件”。
因为王莽向来喜欢行鬼神之事达到目的，王宇就让大舅子往自家门上泼一桶狗血，准备告诉王莽“天降狗血于丞相之家，乃不祥之兆”。不料被看门的人看到了，王莽知道后大怒，将儿子王宇投入大狱最后毒杀。并趁机构陷罪名，平帝母家一族全部被诛杀。
这一次的大义灭亲，又让他声名大噪，大公无私的形象深入人心。据说王莽还专门写八篇诫书发行天下作教化之用。
为了制造四海升平的景象，对内他派“风俗使者”考察全国，然后得出天下太平的结论；对外他重金收买匈奴，作出归顺朝贺的样子；甚至还重金引诱青海、盐池等地将献出土地，以使“四海”皆属汉朝，为了填补人口，更是修改法令，以增加犯人比例好进行发配，民众不满之情开始蓄积。
没几年，平帝又去世，王莽力主两岁的刘婴接任，却是皇太子的身份，所以刘婴又被称是“孺子婴”，而他自己在多次推辞之后，极不情愿地当了“假皇帝”，然后告诉太后：有人都死谏了，没办法，现在只能摄政，皇帝长大后肯定还政。
可“假皇帝”毕竟还不是皇帝，怎么办呢？当推辞成习惯，台阶确实不太好找。当时正好谶纬之说比较盛行，法理依据找来找去好像上古的禅让很适合。
于是，太庙里的刘邦显灵了。刘邦说了，天下贤者居之，而王莽如周公复生，天下交给他再合适不过。
你看连高祖都这样说了，王莽只好诚惶诚恐的接受了禅让，做了皇帝，建了“新朝”。
后面他开展了一次大动筋骨的改制，因为过于激进，引起社会经济动荡，再加上法令严苛，各种天灾又接踵而至，各地揭竿而起。
疲于抵抗起义军的他，也在公元23年被杀，这时他登皇帝位已15年。之前，他的另一个儿子也被逼死，他曾经视如己出的侄子也和寡母一起自杀。
他这一生最注重的便是自己的声誉，为此不惜逼死自己的亲生骨肉，即使篡位也要准备好一套齐备的制度，可最终却还是没能逃脱“乱臣贼子”的名声，而只要提起伪君子，他也总是被无数人提及。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白居易《放言》
一个六亲不认的人，一个习惯用阴谋的人，一个谨慎至微的人，一个不知畅意为何物的人，一个人无法直言自己喜好的人，实不知有何乐趣可言？君临天下又如何，名扬千古又如何？靠着私下的遮遮掩掩，远不如光明正大的快意恩仇来得痛快。
做不得自己，早晚都有人设崩塌的那一天。还不如容许自己的不完美，尽情感受生命中的喜怒哀乐，不再为外人眼光所累。
2刘秀多次在不利战局情况下能以少胜多，并一步步走向壮大的原因是什么？
答: 自立门户是很有技术含量的。三国时钟会征蜀，想做刘备，结果身死名灭。刘秀的资本远不如钟会。他带领数十名亲信安抚河北，经过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登基称帝，堪称是自立的榜样。我们来看看刘秀是如何一步步的培植自己的势力、脱离更始政权的。

要想自立成功，需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

天时

刘秀出使河北（今天的河北省、北京、天津）时，更始政权日益不得人心。更始帝刘玄是绿林将领所立，他继位后，诸将掌握实权。这些将领出身低，大多做过强盗，掌权后依然肆意妄为。刘玄威望不足，又缺乏政治手腕，难以节制诸将。更沉迷于酒色，夜夜笙歌，信任外戚，不理朝政。更始政局日益混乱，官民失望，地方势力纷纷反叛。起于山东的赤眉军，也向更始的统治中心关中进军。更始军队屡战屡败，无力关注河北地区。

地利

河北地区向来适合割据。此地经济发达，有鱼盐之利；民风彪悍，又是边防重地，驻扎有精锐部队；更盛产战马，多精锐骑兵。河北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可长驱直入，进攻平坦的河南、山东地区。可以说是风水宝地。

人和

刘秀为人宽厚仁义，有雄才，很有人格魅力。来河北前，刘秀就招揽了冯异这样的文武全才。来河北后，老朋友邓禹又来助阵。刘秀在河北赈济孤弱、平反冤狱，深得人心。刘秀哥哥刘縯，是闻名天下的“反莽”英雄，刘秀也占了不少光。在平定王郎之乱的过程中，又获得了渔阳、上谷、信都等郡英豪的衷心支持。刘秀很快组织起了一支精英团队，谋臣武将都很有能力。

以下是刘秀从出使河北、到登基称帝的过程。

更始元年十月，刘秀以破虏将军、代理大司马的身份，持节安抚河北，并有封官拜爵的权力。刘秀带的人不多，却有不少厉害人物，比如冯异、铫期、硃祐、硃浮等。刚到河北，又有邓禹前来投奔；他和冯异成为刘秀的主要谋士。刘秀在河北，主要干了这些事：

平反冤案，释放囚徒。
废黜王莽苛政，恢复汉官名称。
抚慰贫困孤弱百姓。
拉拢地方官吏，招揽亡命之徒。
这些措施给刘秀赢得了良好的名声。王郎之乱时，很多要人因此支持了刘秀。

在邯郸，刘秀见到了前赵王之子刘林，二人话不投机。刘林友人王郎自称汉成帝之子；刘秀离开后，刘林立他为皇帝。王郎悬赏十万户，通缉刘秀。河北大部分地区都归顺了王郎，形势对刘秀不利。

刘秀继续北行，在卢奴（河北定州）遇到他的大贵人——上谷太守耿况之子耿弇（Y?N）。耿弇劝他往北部边境，聚集渔阳（北京密云）、上谷（河北怀来）两郡的精兵，征讨王郎。刘秀于是北上。可惜在蓟县（北京）时，地方势力响应王郎，城内发生骚乱。刘秀与耿弇等官属失散，慌忙中向东南方向奔逃。时值寒冬，天寒地冻。刘秀等人不敢进城镇，缺衣少粮，狼狈不堪。

此时，河北只有信都（河北冀州）、和成（河北晋县）等少数郡还在支持更始政权。刘秀等逃向信都，招兵买马，与王郎军队作战。本地人刘植、耿纯率宗族门客数千人归顺。刘秀又招降真定（河北正定）王刘杨。耿弇也带来了渔阳、上谷两郡的精兵，与刘秀汇合。更始帝也派来了援军。刘秀实力大增。更始二年五月，刘秀等攻下邯郸，杀死了王郎。

刘秀刚来河北时，并无根基。在平定王郎之乱的半年时间里，刘秀招兵买马，收揽本地英豪，渐成气候。此时，刘秀的支持者有：

来河北的本部人马，包括冯异、铫期、硃祐等；
前来投奔的故人，如邓禹、岑彭、马成、刘隆；
信都、和成两郡官吏，如任光、邳彤；
前来投奔的河北地方大族，如刘植、耿纯宗族；
真定王刘杨的兵马；
渔阳上谷两郡官吏，如耿况、耿弇、彭宠、吴汉、寇恂、盖延、景丹等。
刘秀实力激增，引起了刘玄的不安。他封刘秀为萧王，令他解散军队，回朝复命。刘秀以河北未平定为由拒绝。刘玄又试图在河北地区安插亲信。他派人来担任幽州牧、渔阳太守、上谷太守等职，试图控制本地的精锐部队。但是，幽州地区早已铁了心的支持刘秀。这些人在幽州郡县并无根基，很快被吴汉、耿弇杀死。

刘玄在河北地区的势力，只胜尚书令谢躬的人马。王郎之乱时，谢躬与刘秀一起平定邯郸，有数万军队。刘秀当面常常夸奖奉承谢躬，暗地里却拉拢其部将、安排阴谋。刘秀劝谢躬去攻打农民军，然后趁机夺取了他的城池。谢躬回城后被杀。

至此，河北地区已无刘玄的势力，刘秀的对手只剩农民军。杀谢躬之前，刘秀已平定了铜马军，收降了数十万农民军。刘秀也得了个“铜马帝”的名号。之后，刘秀又率军先后击败赤眉、大肜、青犊、尤来、大抢、五幡等农民军。

此时，更始政权已经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更始二年十二月，赤眉军进入关中，进攻刘玄。刘秀趁机派邓禹率军入关中；并派冯异、寇恂兵临黄河，与更始洛阳军队对峙。

邓禹在关中进展顺利。洛阳方面，也传来了冯异、寇恂大破更始军队的喜讯。于是众将请求刘秀登基称帝。刘秀认为此时实力未足、四方未平，几次拒绝。耿纯进言说，将士背井离乡、四处征战，只为成就大业、封侯拜爵；若不及时即位，恐人心失望、军士离散。刘秀认为有理。他又咨询冯异的意见。冯异也认为时机已成熟。刘秀旧友又献上了符瑞，于是群臣再次劝进。建武元年六月，刘秀登基称帝。又经过十余年的战争，统一了全国。

俗话说：“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上天”。更何况是刘秀这样宽厚仁义、善用人、善用兵的天纵之才呢？

路漫漫

资治通鉴中级班汉组长-路漫漫一年级第十七讲作业

1.谈一下作为君王，如何处理私仇与公义的关系。

答：君王要有德行，不能以私废公。刘贺大肆提拔自己手下的官员，结果二十七天就被废除；李世民重用李建成手下的魏征，实现了贞观之治。君王只有忘记私仇，国家才能大治，如果因为·私仇就大动干戈，就会有八王之乱那样的后果！

2.光武帝对待彭宠是否过于不近人情？

答: 东汉光武帝刘秀虽然起兵舂陵(治今湖南宁远东北)而开帝业之端,其开国功臣中也不乏“帝乡”南阳人物,但是,他“中兴之业”的根基却是在河北奠定的,这实为历史定论。当代学者的几部研究刘秀的专著,对此都有论断①。河北基业虽是刘秀经营天下的最大资源,但却并不意味着刘秀对河北的控制是一直有效的。实际上,在刘秀称帝于鄗(今河北高邑东南)、定都洛阳之后不久,作为其大后方的河北之地,却在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二月,发生了渔阳太守彭宠起兵造反的变故。彭宠不仅兵围幽州,摆出了势将幽州牧朱浮置于死地的态势,而且还自称燕王,又与晚一年造反的涿郡太守张丰连兵,形成了对刘秀统治秩序的严重威胁。这场叛乱一直延续到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二月,历时四年,才得以侥幸平定。学者对这场叛乱的史事已多有梳理,关于刘秀重用人才、善于御下的论著也不胜枚举。然而,以善待功臣而著称的刘秀在对待彭宠的问题上何以表现得有些不合常理?这场叛乱发生的原因何在?而刘秀又为何顾虑重重,没有对其全力镇压?关于这些问题,学术界似关注较少,仅陈勇所撰《论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一文注意到刘秀处理此事的畏首畏尾态度,并认为,其可能是担心一旦实行严厉的镇压会引来其他功臣的反感和猜疑。如此论述显然较为简略。笔者认为,围绕刘秀对待彭宠及其叛乱的态度和刘秀、彭宠、朱浮三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专题论述,可能会深化对“光武中兴”之业的认识,故此不避愚陋,将自己的分析和思考列述如下,敬请方家教正。

一、彭宠在刘秀初定北方之时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两汉之际,北方幽、冀二州统治权的转移,极富戏剧性。一位卜者出身的王郎,巧借“人心思汉”的社会风潮,假称西汉成帝之子,称帝于邯郸。他任官置守,“分遣将帅,徇下幽、冀”,移檄州郡,号称是汉家正统,结果是“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从风而靡”[1](卷12,《王昌(郎)传》)。一时之间,成为北方人心所向的政治力量。王郎势力的迅速崛起,几乎呈现势不可挡之势。一个有趣的历史场景出现了:当时以更始皇帝使臣面目经营河北的刘秀,本来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地盘和影响,但是,王郎的声望竟然盖过了汉世远支的刘秀,迫使刘秀暂避其锋,步步被动。在刘秀携王霸等亲信到达蓟县(治今北京西南)之时,王郎以重赏购求刘秀首级的文书已经被当地人熟知。因此,王霸奉了刘秀之命在蓟县试图招兵买马之时,受到了市人的嘲笑与摒弃。随即发生了蓟县人响应王郎而起兵的事变,群起搜捕刘秀。刘秀只好仓惶逃命,沿途风险濒发,甚至有生死决于须臾的危急状况。暂且扭转了危急局面的是坚守信都郡(治今河北冀州)的太守任光和成郡(今河北平乡)的太守邳彤[1](卷21,《任光传》、《邳彤传》)。而真正帮助刘秀逆转大局的,则是两股势力:一是真定王刘扬(详后);二是渔阳太守彭宠和上谷太守耿况。

最早向刘秀提出可以凭借渔阳、上谷两郡之力抗击王郎的,是青年将领耿弇。耿弇是耿况之子,与刘秀一见倾心而归附。刘秀在蓟县进退维谷时,一度主张向南撤退,耿弇明确表示反对:“今兵从南来,不可南行。渔阳太守彭宠,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发此两郡,控弦万骑,邯郸不足虑也。”[1](卷19,《耿弇传》)耿弇强调彭宠可以结为奥援的理由是,彭宠与刘秀是同乡。这种乡党关系,在乱世之中,确实可以成为政治联盟的感情基础。彭宠,南阳宛人,其父彭宏,西汉哀帝时为渔阳太守,有威名于边塞。彭氏在渔阳一带是大有影响的家族。王莽末年,彭宠与乡人吴汉逃亡至渔阳,投奔其父旧时属吏。更始政权建立,派遣谒者韩鸿持节徇北州(特指幽、并二州),赋予“承制得专拜二千石已下”的特权。韩鸿也是南阳宛人,在到达蓟县之后,遇到彭宠、吴汉“并乡闾故人,相见欢甚”,随即任命彭宠为偏将军,行渔阳太守事,同时任命吴汉为安乐令。彭宠得以控制渔阳,除了其家世影响之外,主要就是有任命权力的韩鸿恰恰是他的同乡。出于同样的道理,彭宠与刘秀结交是完全正常的。耿弇的劝说刘秀依靠渔阳、上谷两郡而自立,其依据就在于此。

而对于彭宠等人而言,是支持处于劣势的刘秀,还是归附势头正盛的王郎?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因为当时王郎也正在招抚地方实力派。“会王郎诈立,传檄燕、赵,遣将徇渔阳、上谷,急发其兵,北州众多疑惑,欲从之。”[1](卷12,《彭宠传》)在众人狐疑不定的情况下,彭宠的选择,就是决定性的因素。按照《后汉书》相关列传的记载,彭宠决定支持刘秀,是因为内部有吴汉的建议,外部有上谷太守耿况派遣功曹寇恂前来邀约。彭宠在二人的影响之下,选择了支持刘秀。关于吴汉发挥的作用,史书有这样的记载

吴汉字子颜,南阳宛人也。家贫,给事县为亭长。王莽末,以宾客犯法,乃亡命至渔阳。资用乏,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会王郎起,北州扰惑。汉素闻光武长者,独欲归心,乃说太守彭宠曰:“渔阳、上谷突骑,天下所闻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锐,附刘公击邯郸,此一时之功也。”宠以为然,而官属皆欲附王郎,宠不能夺。汉乃辞出,止外亭,念所以谲众,未知所出。望见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汉使人召之,为具食,问以所闻。生因言刘公所过,为郡县所归;邯郸举尊号者,实非刘氏。汉大喜,即诈为光武书,移檄渔阳,使生赍以诣宠,令具以所闻说之,汉复随后入。宠甚然之,于是遣汉将兵与上谷诸将并军而南,所至击斩王郎将帅。及光武于广阿,拜汉为偏将军。既拔邯郸,赐号建策侯[1](卷18,《吴汉传》)。

关于耿况、耿弇、寇恂发挥的作用,史书是这样记载的耿)弇走昌平就况,因说况使寇恂东约彭宠,各发突骑二千匹,步兵千人。弇与景丹、寇恂及渔阳兵合军而南,所过击斩王郎大将、九卿、校尉以下四百余级,得印绶百二十五,节二,斩首三万级,定涿郡、中山、钜鹿、清河、河间凡二十二县,遂及光武于广阿。是时光武方攻王郎,传言二郡兵为邯郸来,众皆恐。既而悉诣营上谒。光武见弇等,说,曰:“当与渔阳、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为偏将军,使还领其兵。加况大将军、兴义侯,得自置偏裨。弇等遂从拔邯郸[1](卷19,《耿弇传》)。

及王郎起,遣将徇上谷,急况发兵。恂与门下掾闵业共说况曰:“邯鄣拔起,难可信向。昔王莽时,所难独有刘伯升耳。今闻大司马刘公,伯升母弟,尊贤下士,士多归之,可攀附也。”况曰:“邯郸方盛,力不能独拒,如何?”恂对曰:“今上谷完实,控弦万骑,举大郡之资,可以详择去就。恂请东约渔阳,齐心合众,邯郸不足图也。”况然之,乃遣恂到渔阳,结谋彭宠。恂还,至昌平,袭击邯郸使者,杀之,夺其军,遂与况子弇等俱南及光武于广阿。拜恂为偏将军,号承义侯,从破群贼。数与邓禹谋议,禹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欢[1](卷16,《寇恂传》)。

以上材料,固然可以说明吴、耿、寇诸人对彭宠曾经发挥过重要的影响,但是,彭宠的作用也不可小视。彭宠作为一郡之守,是出动渔阳精兵援救刘秀的最高决策者。“宠乃发步骑三千人,以吴汉行长史,及都尉严宣、护军盖延、狐奴令王梁,与上谷军合而南,及光武于广阿。光武承制封宠建忠侯,赐号大将军。遂围邯郸,宠转粮食,前后不绝。”[1](卷12,《彭宠传》)由此可见,刘秀势力处于低谷时,彭宠对他的支持是巨大的,也是关键性的。他所派出的四位统兵将领,除了严宣仅此一见之外,其他三人吴汉、盖延、王梁皆是一时英杰,后来成为辅助刘秀开国的重要人物。两郡精兵与刘秀在广阿相会,使得刘秀的军事力量获得根本性的提升,因此,刘秀也报以隆礼重谢,“光武承制封宠建忠侯,赐号大将军”,实在是情理之中。并且,在稍后刘秀围攻邯郸的王郎势力之时,彭宠为之供应军粮,为刘秀击败王郎提供了后勤保障。因此,在辅佐刘秀初定河北之时,彭宠实际上发挥了非常独特的作用。

二、彭宠之叛实出于“逼反”

彭宠虽然在刘秀平定河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刘秀在对待彭宠的态度上有刻意怠慢、压抑之嫌。

第一,在平定了王郎之后,刘秀与彭宠会面之时,压低了规格,使得自恃有大功的彭宠,很感失望。刘秀与彭宠之间的问题,实肇端于此,而且此种情形恰恰被刘秀的亲近之臣朱浮所悉知:及王郎死,光武追铜马北至蓟。宠上谒,自负其功,意望甚焉,光武接之不能满,以此怀不平。光武知之,以问幽州牧朱浮,浮对曰:“前吴汉北发兵时,大王遗宠以所服剑,又倚以为北道主人。宠谓至当迎阁握手,交欢并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浮因曰:“王莽为宰衡时,甄丰旦夕入谋议,时人语曰:‘夜半客,甄长伯。’及莽篡位后,丰意不平,卒以诛死。”光武大笑,以为不至于此[1](卷12,《彭宠传》)。

朱浮不仅洞悉彭宠不满意于刘秀的原因,而且率先假借谈论王莽与其亲信甄丰的往事,暗示了彭宠受诛而死的可能性。

第二,在刘秀称帝之后,重用了彭宠的部属,却冷落了彭宠本人。及即位,吴汉、王梁,宠之所遣,并为三公,而宠独无所加,愈怏怏不得志。叹曰:“我功当为王,但尔者,陛下忘我邪?”[1](卷12,《彭宠传》)

吴汉、王梁在追随刘秀征战之后,与刘秀的关系密切起来,而且确实立有军功,从刘秀酬谢功臣的角度而言,重用二人有其合理性,但对彭宠却无任何奖励甚至于没有安抚性的虚言相加,总不能说是处置得当吧。

那么,刘秀对彭宠的礼遇失常,是一时的思虑不周,还是另有隐情?彭宠造反之后的一个举动,同样值得治史者深思:“(彭宠)又自以与耿况俱有重功,而恩赏并薄,数遣使要诱况。况不受,辄斩其使。”[1](卷12,《彭宠传》)在彭宠看来,上谷太守耿况同有大功,而且同样蒙受“恩赏并薄”的待遇,耿况也就有造反的理由。尽管耿况没有与彭宠结盟造反,但是,汉光武帝刘秀对他也有压抑之实。是否我们应该考虑:刘秀在有意冷落、贬抑彭宠与耿况?

刘秀何以有意贬低彭宠?一方面,可能出于他对彭宠的不信任。在刘秀势力弱小,王郎声势较盛之时,彭宠对刘秀的支持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彭宠似乎自始即带有犹豫之情。在官属皆欲附王郎时,彭宠不能定夺,在吴汉等人的说动下支持了刘秀,却只派遣吴汉、王梁等南下追随光武,自己镇守渔阳,在刘秀看来可能并非倾心向己。王夫之曾论及此事:“意者宠之初发突骑助光武讨王郎,宠无固志,特为吴汉、王梁所胁诱,而耿况、寇恂从臾之,以此有隙焉……则宠有犹豫之情可知矣。”[2](卷6,《光武七》)看来彭宠似有犹豫之情、窥视之心。另一方面,彭宠没有直接参与刘秀对王郎的征伐活动,而是镇守渔阳,直接立下的战功很少,而在刘秀进据中原时,彭宠也未带兵追随,仍坐守河北的大后方———渔阳,刘秀对其当然是疑忌和防范的,更不用谈功劳了。这与吴汉、王梁、耿弇等人不同,他们直接追随刘秀平定王郎,其后又南征北讨,立下的战功卓著,当然可以显封。此外,彭宠自负其功,对刘秀的礼遇期望过高,很可能增强刘秀的反感心理。

正是出于对彭宠的不信任,刘秀才选择了一位自己的心腹之臣———朱浮来出任幽州牧,而州牧的主要职责之一便是对地方郡守的监察。朱浮对刘秀的心思也揣摩得很透彻,他明确自己作为一个监察者的身份,因此,他与彭宠的不相安自然也是情理中事了。

彭宠发起的渔阳之叛,并非出自彭宠初衷,而是遭受疑忌而被逼造反。从表面看来,直接的诱因是幽州牧朱浮与彭宠的矛盾,这是《后汉书》一再强调的原因。

是时北州破散,而渔阳差完,有旧盐铁官,宠转以贸谷,积珍宝,益富强。朱浮与宠不相能,浮数谮构之。建武二年春,诏征宠,宠意浮卖己,上疏愿与浮俱征。又与吴汉、盖延等书,盛言浮枉状,固求同征。帝不许,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刚,不堪抑屈,固劝无受召。宠又与常所亲信吏计议,皆怀怨于浮,莫有劝行者。帝遣宠从弟子后兰卿喻之,宠因留子后兰卿,遂发兵反。拜署将帅,自将二万余人攻朱浮于蓟,分兵徇广阳、上谷、右北平[1](卷12,《彭宠传》)。

从彭宠上奏愿意与朱浮同时受征来看,彭宠曾经自信地以为,只要同时面见皇帝,就有把握为自己洗刷朱浮强加的诬陷之词。而且,彭宠还分别致信昔日的部属、现在皇帝身边的重臣吴汉、盖延,显然是希望他们二人代为在刘秀面前申明冤情。可惜的是,吴汉、盖延并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彭宠被“逼反”的详情,《朱浮传》记载更为详细,而且对朱浮的谴责也更为明显。“浮年少有才能,颇欲厉风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属,以为从事,及王莽时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发诸郡仓谷,禀赡其妻子。渔阳太守彭宠以为天下未定,师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属,以损军实,不从其令。浮性矜急自多,颇有不平,因以峻文诋之;宠亦佷强,兼负其功,嫌怨转积。浮密奏宠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货贿,杀害友人,多聚兵谷,意计难量。宠既积怨,闻,遂大怒,而举兵攻浮。”逼反彭宠显然是朱浮处置失当造成的。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彭宠举兵相逼之时,朱浮还致信彭宠,给予训斥与贬辱,有“伯通与吏人语,何以为颜?行步拜起,何以为容?坐卧念之,何以为心?引镜窥影,何施眉目?举措建功,何以为人”之说,还指斥彭宠“若以子之功论于朝廷,则为辽东豕也”[1](卷33,《朱浮传》)。如此文字,只能是加剧矛盾,使得彭宠再无改悔的余地。

朱浮对彭宠的排斥、诬告,是他的个人行为,还是与刘秀也有某种关系?种种迹象表明,朱浮的所作所为似有刘秀的暗中授意。若非如此,朱浮也不太可能肆无忌惮的诋毁、诬告彭宠,举奏其过。

值得注意的是,彭宠与朱浮的矛盾公开化之后,刘秀仍然在有意袒护朱浮,贬抑彭宠。彭宠要求与朱浮当面对质的要求,刘秀不予理会。而且,刘秀还故意将朱浮劾奏彭宠的文书漏泄,似乎在有意扩大事态。袁宏《后汉纪》的记载,值得我们关注:“是时北州残破,渔阳独完,有盐铁之积,宠多买金宝。浮数奏之,上辄漏泄,令宠闻,以胁恐之。是春,遣使征宠,宠上书愿与朱浮俱征。又与吴汉、王梁、盖延书,自陈无罪,为朱浮所侵。上不许,而汉等亦不敢报书。”[3](卷4,《光武皇帝·建武二年》)这里的记载,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这样的“胁恐”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震慑还是刺激?其二,吴汉、王梁、盖延三人为何不敢给先前的上司复信?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在刘秀身边,得知刘秀对于彭宠的真实态度因而有所忌讳。

因此,从表面来看,彭宠之叛出于朱浮的逼迫,但背后却隐藏着更深的原因:刘秀对彭宠的不信任与猜忌。由于对彭宠的猜疑防范,在他暗中支持和授意下,其心腹朱浮一再逼迫彭宠,事态逐渐扩大,终于出现彭宠的叛乱。可以说,彭宠之叛从根本上是刘秀处置失当而酿成的。对此,古代已经有人论及。明人于慎行即说:“光武成功河北,皆渔阳、上谷二郡之力也。及天下已定,二郡所遣校将,如吴汉、王梁、耿弇、皆至三公上将,而彭宠、耿况,曾无一尺之组,以筹其功,此宠所以反也。况不反者,弇乃其子耳。以光武之英略明达,而不能御一彭宠,岂别有说邪,直计失邪?”清人黄恩彤就此继续发挥:“光武即位……令王梁为大司空,封武强侯。邯郸之围,彭宠转运粮食,厥功甚伟,王梁侯矣,而彭宠不赏,朱浮复构陷其罪,能无叛乎?”[4](P103)明清之际的史学家王夫之也有主旨相同的评论:“光武之处彭宠,不谓之刻薄而寡恩,不得矣。……光武之刻薄寡恩也,不得以宠之诈愚而谢其咎也。”[2](卷6,《光武七》)这些评论,建立在洞察人情世故的基础之上,至今仍是我们分析相关问题的重要参照。

三、刘秀平叛“从缓”原因蠡测

在彭宠于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二月举兵造反之后,刘秀采取的应变之策十分缓慢,表现得顾虑重重。我们来看看刘秀对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

首先,迟至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八月,刘秀才派出游击将军邓隆率领一支规模不大的军队救援朱浮,按照史书的记载,是“时二郡畔戾,北州忧恐,浮以为天子必自将兵讨之,而但遣游击将军邓隆阴助浮”[1](卷33,《朱浮传》),自以为了解刘秀心态的朱浮这次似乎有些“失算”,他没有预计到刘秀不来亲征,而仅仅是派遣一支小规模部队支援。而“阴助”一词也体现出刘秀的心态,他似乎不愿朝廷公卿知晓此事,扩大事态,似乎顾忌着某些方面的影响。但邓隆一战即败。“隆军潞南,浮军雍奴,遣吏奏状。帝读檄,怒谓使吏曰:‘营相去百里,其势岂可得相及?比若还,北军必败矣。’宠果盛兵临河以拒隆,又别发轻骑三千袭其后,大破隆军。浮远,遂不能救,引而去。”此后,刘秀对幽州事务竟然采取了置之不顾的处理方式。而彭宠则从容布局,吞并州县。“(彭)宠遂拔右北平、上谷数县。遣使以美女缯彩赂遗匈奴,要结和亲。单于使左南将军七八千骑,往来为游兵以助宠。又南结张步及富平获索诸豪杰,皆与交质连衡。”[1](卷12,《彭宠传》)

在蓟县形势已相当危急之时,朱浮上书要求汉光武帝增援,甚至亲征。“浮怀惧,以为帝怠于敌,不能救之,乃上疏曰:‘……今彭宠反畔,张丰逆节,以为陛下必弃捐他事,以时灭之。既历时月,寂寞无音。从围城而不救,放逆虏而不讨,臣诚惑之。昔高祖圣武,天下既定,犹身自征伐,未尝宁居。陛下虽兴大业,海内未集,而独逸豫,不顾北垂,百姓遑遑,无所系心,三河、冀州,曷足以传后哉!今释稼已孰,复为渔阳所掠。张丰狂悖,奸党日增,连年拒守,吏士疲劳,甲胄生虮虱,弓弩不得弛,上下燋心,相望救护,仰希陛下生活之恩。’”朱浮上书表达了自己的预测失误,并请求援助,口气已近于哀求。可面对朱浮的质疑与哀求,刘秀又是如何作为的呢?他诏书回报曰:“往年赤眉跋扈长安,跋扈犹暴横也。吾策其无谷必东,果来归降。今度此反虏,势无久全,其中必有内相斩者。今军资未充,故须后麦耳。”其中,“必有内相斩者”的推断只能是刘秀的遁词,而“军资未充”似乎也不能成为理由,当时诸将四处征伐,何以不缺军资呢?看来这也只不过是一种不出兵的搪塞借口而已。结果,无力守城的朱浮只好弃城逃命,处境极为狼狈。“(朱)浮城中粮尽。会上谷太守耿况遣骑来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乡,其兵长反遮之,浮恐不得脱,乃下马刺杀其妻,仅以身免,城降于宠。”彭宠在攻拔蓟城之后,自立为燕王。东汉建武三年(公元27年)十月,“涿郡太守张丰执使者举兵反,自称无上大将军,与彭宠连兵”[1](卷20,《祭遵传》)。刘秀没有及早镇y彭宠,在军事上造成了相当被动的局面。

再来看看刘秀对朱浮的处置。搭上妻子生命而侥幸逃命的朱浮,回归洛阳之后遭到官员的弹劾,“尚书令侯霸奏浮败乱幽州,构成宠罪,徒劳军师,不能死节,罪当伏诛”。从吴汉、王梁、盖延等人不敢对故主报书,未就此事对刘秀进一词来看,朝臣是了解刘秀的真实态度的,但谁又敢触怒龙颜呢?只能将责任归于朱浮了。可是,刘秀却不忍心追究他的责任,反而任其做执金吾,“帝不忍,以浮代贾复为执金吾,徙封父城侯”[1](卷33,《朱浮传》)。假如没有刘秀的宽赦,朱浮恐怕难逃死罪。这样处置的原因也颇值得玩味。很可能是刘秀认识自身应该为这场叛乱负上主要责任,朱浮只是按照授意行事而已,不应当承担主要的罪责。

东汉建武三年(公元27年)十月,耿弇向刘秀主动请缨平定彭宠、张丰之叛。刘秀“壮其意,乃许之”。直到翌年,刘秀诏耿弇进攻渔阳。然而,耿弇属于北州功臣,这一身份殊为敏感,况且其父耿况据上谷,与彭宠一样“恩赏并薄”,他深知刘秀的顾虑,“(弇)自疑,不敢独进,上书求诣洛阳”。刘秀诏书回报,表面上信任不二,可耿氏父子揣摩透了刘秀的怀疑心态,终究不自安,当耿况要求遣子耿国入侍(实际上是做人质)时,刘秀的态度是“善之,进封况为隃麋侯”[1](卷19,《耿弇传》)。看来,刘秀心理上是很认同这一做法的,这可以减轻他的怀疑之心。此后,在耿弇、祭遵、刘喜等人的进击下,彭宠逐渐走向灭亡。

从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叛乱开始,直到建武四年(公元28年),刘秀才真正着手解决彭宠事件,一贯处事精明的刘秀在处置彭宠之叛时,表现得十分宽容,甚至几近柔软寡断。那么,从缓处理的原因何解?

诚然,东汉建武二至三年(公元26—27年),对刘秀而言确实是“多事之秋”:与赤眉军争夺关中经历了大败到获胜的转折;还有与其他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刘秀全然没有余力投入军队镇压渔阳彭宠之叛。因为,我们注意到另外一起大将叛乱事件: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八月,“破虏将军邓奉据淯阳反”[1](卷1上,《光武帝纪上》)。诱因是吴汉统兵在南阳一带略地,所过多所侵暴,“破虏将军邓奉谒归新野,怒吴汉掠其乡里,遂反,击破汉军,获其辎重,屯据淯阳,与诸贼合从”[1](卷17,《岑彭传》)。刘秀立即派出重兵镇压。“冬十一月,以廷尉岑彭为征南大将军,率八将军讨邓奉于堵乡。”[1](卷1上,《光武帝纪上》)统兵将领有朱佑、贾复、建威大将军耿弇、汉中将军王常、武威将军郭守、越骑将军刘宏和偏将军刘嘉、耿植等,可谓名将云集,并力征讨邓奉。邓奉的军队皆南阳精兵,岑彭等名将联手进攻,连月不克。到东汉建武三年(公元27年)夏,刘秀亲自统兵南征,才集中全军精锐追歼邓奉于小长安[1](卷17,《岑彭传》)。刘秀对邓奉叛乱的镇压,可谓毫不留情。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邓奉盘踞之地是中原腹地,刘秀为了争夺对中原的控制权并且进而经营关中势在必得,所以,必须以雷霆万钧之势尽快荡平。两相比较,彭宠之叛的地域,毕竟是北边之地,其重要性与中原腹地相比较有所逊色。大臣伏湛谏阻刘秀亲征渔阳而应该全力争夺中原的主张,颇为切中当时急务[1](卷26,《伏湛传》)。所以,刘秀对彭宠的镇压有所宽缓,从地缘政治的轻重缓急考虑,倒也在情理之中。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彭宠几乎是“放任”不顾,显然还是有“手下留情”的一面。

究其原因何在?可能刘秀自己感受到来自舆论的压力:彭宠的政治影响,确实有其特殊性:从籍贯而言,彭宠是南阳宛人,与刘秀、吴汉是同乡。这种同乡之谊,在战乱年代曾经发生过切实有效的作用。从起事地域而言,彭宠是渔阳的地方实力派,他对刘秀立足幽州所起的作用,是刘秀集团的上层人物所共知的。刘秀在处理彭宠之叛时,必须顾忌到舆论的评价。面对彭宠这样一位公认的功臣,其反叛主要由于刘秀自己的处置失当所致,这是朝臣所知的事实。如果断然镇压,可能会受到舆论的质疑和批评,不利于树立自身的形象。

雄踞一方的彭宠,后来被家奴子密等三人劫持刺杀,子密等人携带彭宠的首级投奔刘秀。这是替刘秀除掉了心腹之患。刘秀在暗自庆幸之余,却将子密等人封为“不义侯”[1](卷12,《彭宠传》)。刘秀并非在玩弄文字游戏,而是因为他既然标揭“义”的旗帜,那么就必须坚持这一原则。如果刘秀迅速镇压彭宠,恐怕难免“不义”之讥,被认为是刻薄少恩。刘秀一直把自己标榜为正义的化身,由此不难体悟刘秀处理彭宠宁可从缓的心理需求

我们应该看到,刘秀在平定天下的全过程之中,十分注意个人的道德形象,高标“义”的价值,就是他的政治斗争策略之一。他把拒不与王莽合作的隐士尊崇为“天下义士”;还对许多归附于自己的将领颁授与“德”、“义”相关的官爵美号。仅据徐天麟撰《东汉会要》卷十八“王侯号”条,列举的与“德”、“义”相关的封侯者就有承义侯寇恂、成义侯梁统、兴义侯耿况、奉义侯景丹、辅义侯厍钧、扶义侯辛彤、助义侯竺曾、褒义侯史苞、褒德侯卓茂、归德侯刘飒、不义侯苍头子密。其他见于列传的尚有:朱佑,“世祖即位,拜为建义大将军”[1](卷22,朱佑传》);万修,“拜为偏将军,封造义侯”[1](卷21,《李忠传》);王遵,“拜为太中大夫,封向义侯”[1](卷13,《隗嚣传》)。在兵戈方殷之时,借助于侯爵封号,如此重视标榜“德”、“义”的价值导向,刘秀可谓用心良苦。

刘秀不得不“放缓”处理彭宠之叛,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这是刘秀为了笼络河北豪强势力而刻意作出的姿态。彭宠控制渔阳,对河北的局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刘秀的部下又集结了大批北州人士,甚至是彭宠的旧部,对彭宠的处置很可能会发生微妙影响。在彭宠起兵之前一个月,还发生了真定王刘扬“谋反”被杀之事。两事先后相继,对刘秀经营河北大业,形成了极大冲击。因为,刘扬也是帮助刘秀在河北立足的关键人物。在刘秀与王郎争夺对河北的控制权之初,“真定王刘扬起兵以附王郎,众十余万”,当时,刘秀的势力有限,拥众十万人的刘扬举足轻重。刘秀遣人游说刘扬,刘扬乃归降。刘秀对真定王刘扬曾经采取过尽力笼络的手段,甚至于把结发爱妻阴丽华置于不顾，而娶刘扬的外甥女郭圣通为妻。这是标准的政治婚姻:“因留真定,纳郭后,后即扬之甥也,故以此结之。乃与扬及诸将置酒郭氏漆里舍,扬击筑为欢,因得进兵拔邯郸,从平河北。”[1](卷21,《刘植传》)由此可见,刘秀为了笼络河北豪杰,是何等曲意逢迎。而后来诛杀刘扬是因为他“造作谶记”、图谋天下之心暴露无遗,刘秀才密嘱大将耿纯借机加以掩捕[1](卷21,《耿纯传》)。在刚刚处死了刘扬之后,假如刘秀对彭宠的处置过于“刚性”,难免会在河北豪强势力中间引发不安。

刘秀曾经标榜自己“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1](卷1下,《光武帝纪下》)。他处理彭宠之叛的手法,当是例证之一。而这一方法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势使然。从客观效果而言,刘秀的“从缓”处理方式有助于他争取人心,不仅有利于他巩固在河北的统治,而且也为他经略天下创造了有利的舆论氛围。论史者往往愿意比较“汉之二祖”的区别,在这个传统的比较框架内,其实可以增加如此视角:汉高祖取天下,倚重兵事战略与权诈之术;而汉光武帝取天下,则注重道德战略与兵事战略的交互为用。东汉平定天下之后,大局趋于稳定,没有出现西汉前期那般波涛汹涌的多变之局,或许与汉光武帝在开国之战中,就注意道德秩序建设的大格局、大战略直接相关。

路漫漫

资治通鉴中级班汉组长路漫漫一年级第十八讲作业
1.从光武帝与隗嚣、窦融的关系谈一下君臣之间如何相处。
答：赤眉军撤离长安时，一度想西投陇中，被隗嚣的大将杨广击退。隗嚣觉得对汉军有功，就上书给光武帝。
光武帝的回信对隗嚣很是尊重，不把他当作属下。当时，陈仓人吕鲔在公孙述的支持下，袭扰三辅地区，隗嚣又派兵马上配合冯异反击吕鲔。
光武帝对隗嚣更是礼遇有加。后来，公孙述屡屡出兵汉中，又派人授给隗嚣大司空扶安王的印绶。
隗嚣不甘居于人下，斩杀公孙述的使者。可是，当光武帝要求隗嚣出兵征讨公孙述，以观其真实态度时，隗嚣又婉言拒绝了。
光武帝知道隗嚣持观望态度，不会真心归附，以后的书信，不再那么尊重，而是改用君对臣的口吻了。建武五年(29)，隗嚣见东方的割据者陆续被消灭，就在汉将来歙的劝导下，派长子隗恂入朝为质。
然而窦融不同，带着军队来见汉光武帝。汉光武帝非常高兴，封窦融为大将，窦融后来立下了赫赫战功。
君臣之间要互相信任，臣子千万不能对上面谋反，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2.严光、周党拒绝做官，的行为对不对。
答：不愿意接受社会，回乡做个隐士，这是自身的一种选择，典型的道家思想。这样可以保全自己不受伤害，我比较支持这种做法。

路漫漫

资治通鉴中级班汉组长路漫漫一年级第十九讲作业

1.        乱世即将结束，如何完成国家由战时体制向和平时期的转型？

.答：乱世结束后，刘秀特别重视的社会力量的发展——清流，这些半独立于朝廷这外的读书人（以士大夫、太学生为主）。他们大多接受社会主流思想（传统儒家经典），学习和践行当时正统道德观，积极关注、参与社会管理，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中坚力量。而且他们也有一定影响力，成为外戚和太监的监督力量，也是双方都需要争取的力量。在中国历史，许多有名的名流学者都出自于东汉，正是由于这股势力的存在，才让东汉尽管皇帝如流水，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也未出现汉武帝时穷兵现象。而东汉衰亡的起点就在于“党锢”，遏杀了社会正气，伤了士人之心。
2.        谈一下将归降的夷狄迁往内地的利弊。

答：优点，促进了民族融合；

缺点，毕竟是外来民族，可能有很多不适应之处，人心难免不安。

路漫漫

资治通鉴中级班汉组长路漫漫一年级第二十讲作业
1.        总结光武帝能平定天下，重建汉室的原因。
答：汉光武帝刘秀，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西汉末年，王莽篡权，朝纲混乱，海内分崩，天下大乱，群雄四起。汉室宗亲兼豪强刘秀在南阳郡乘乱起兵，历经12年的南征北战，终结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军阀混战与地方割据局面，建立政权。为表示刘氏重兴之意，仍以“汉”为国号，史称“东汉”。
东汉初期，百废待兴，盗匪滋生，“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对于初生的东汉政权威胁极大。
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对于地方豪强、盗匪山贼的不法行径，光武帝洞若观火，不动声色地定下“恩威并施”之策。
策略一：鼓励检举揭发，只看结果！
光武帝亲自遴选钦差大臣，分赴各郡县，设法让盗贼们相互间检举揭发，五个人共同检举、斩杀一人的，免除五人的的罪行（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

各级官吏们若犯有观望拖延、遇敌不进以及故意放纵盗贼的罪行，均不加以追究，仅以剿匪的成绩和效果论功过是非。郡守、县令在各自辖区内，如有盗贼出没而未能擒获者，以及因软弱畏惧而丢弃城池和玩忽职守者，均不处罚，只根据最后捕获盗贼的数量来评定优劣。唯有包庇窝藏盗匪之人，才严加惩处。

于是，各级官吏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了起来，追捕擒拿盗匪不遗余力，盗匪们无法立足，四散而逃。
策略二：调虎离山，各个击破！
东汉的建立离不开豪强势力的支持，光武帝本身就属于豪强势力的一员。但是，事物有其两面性。随着豪强势力的发展、壮大，土地兼并逐渐严重了，影响到老百姓的生计，久而久之对东汉政权的稳定也造成了威胁。

光武帝针对为匪作乱的豪强大户采取调虎离山、高压严打的措施：强迫为匪作乱的首脑人物抛家舍业、限期迁往他郡，重新划分田地和屋舍（赋田授廪），切断他们与旧有势力的联系。身处一陌生的环境，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这对各路豪强地主自尊心的挫伤是巨大的。他们内心的骚动、暴力抗衡的决心逐渐平复，社会治安趋于好转，甚至出现了“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局面。
光武帝刘秀对横行肆虐的盗匪之患没有一味采取高压严打态势，而是对症下药，恩威并济，逐渐抚平了东汉初年混乱、动荡的政局。因此，一项政策、制度的好与坏，并不在于严厉还是宽缓，而是要切合实际，贴近人性、人心，方可收到奇效。
2.        评价一下光武帝拒绝西域各国归附的做法对不对。
答：一、东汉帝国成立之初国内形势不容乐观。

自从王莽代汉立新之后，种种失策造成大乱，不可收拾，到刘秀从新统一中国的时候，天下已经受了二十余年战火灾荒的蹂躏。这对百姓们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损害，人口锐减、田地荒芜，帝国此时实力是很虚弱的。如果对西域有所举措，无疑要动用浩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而这对百废待兴的帝国是相当困难的。孙子兵法中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说明战争这个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必须要有足够的胜算才可以决定，同样，大的外交方略的实施也是关于国家安危的事情，而在帝国还没有足够的实力承受这样严重失败的时候无疑不适于开展对西域的攻略。汉武帝在位时，曾组织了一次对大宛国的军事远征，结果第一次远征惨遭失败，军士死伤众多。于是武帝又再次组建一支数万人的远征军，为此而征发调用致使天下骚动，民间颇有怨恨之声。在汉帝国鼎盛之时犹且如此，东汉帝国是否能在西域的争夺过程中不犯任何错误，完美的取得成功呢？显然，没有任何人敢于如此保证；而刚刚有所安定的中国是否能够承受得了重大失败的挫折而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呢，这也是很令人忧虑的，刘秀不可能不做慎重的考虑。

西域诸国联合使团是在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到达洛阳明确提出重设都护的要求的，此前马援平定南越之乱，是在十九年（公元43年），而此时乌桓、鲜卑还在东北侵略边境，匈奴虽然遭受自然灾害和内部纷争，也没有公开的分裂，相反，这一年里匈奴骚扰频繁，“二十一年冬，复寇上谷、中山，杀略抄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西部羌人也蠢蠢欲动，此时接受西域的请求显然不是最好的时机。在以后的十余年里，于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匈奴内乱，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正式分裂南北两部，二十六年（公元50年），南单于拜汉使者于王庭。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祭彤在辽东大破鲜卑，二十五年（公元49年）又收服鲜卑，令其攻击匈奴、乌桓，永平元年（公元58年）大破乌桓。至此，边境的威胁才算全部解决，周边形势获得有利的局面，在此后一直十分的稳定，持续到再50年后的永初之乱。这些胜利主要在刘秀在位期间完成，也多是在西域使团来访之后的事情。当西域诸国热切盼望都护的时候，也正是刘秀为匈奴、东北地区大费精神的时候。在帝国面对匈奴正面入侵还不能施以有力回击的情况之下，刘秀是很难作出发兵万里之外去和匈奴争夺西域的决策的。

三、帝国对匈奴还没有绝对的胜算。

匈奴的趁火打劫持续了二十多年，给汉边境地区造成极大的破坏。而当时中原经受战乱，一直没有能够成功的反击。唯一的一次有规模的反击侵略发生在建武九年（公元33年），由帝国大将吴汉领军，结果在匈奴及其党羽卢芳的抵抗之下无功而返，而匈奴连年入侵越发的加剧。帝国的对策只有积极的防御，却也不能保证完全的安定。这里就有一个社会组织形态的区别了，匈奴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生产形态十分简单且本身具有很大的流动性。而帝国的社会就要高级复杂的多，而且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具有相对的固定性。匈奴平时为民，战时皆兵，而汉帝国却要通过一系列的筹备、组织、征集、后勤、训练，在这些工作消耗大量时间及国力的同时，匈奴骑士早就跨上马背征战四方了。而且战争对双方的意义也有所不同，匈奴可以在对文明国家的战争中获取大量的战利品，而本身的损失对匈奴可以说没有根本的影响，除非是全伙覆灭；帝国出兵目的只是保卫文明成果、为了帝国安全，要耗费大量的财物及人力才可以支持战争，不免对国内的农业生产造成不利的影响。当年武帝为了征讨匈奴，有文景之治厚实的基础也不免虚耗天下。所以，当时帝国不具备与匈奴做大的战争的实力，战胜匈奴必须要有足够的国力作为基础。而都护西域必然要和匈奴发生激烈的冲突。

四、西域对于汉帝国的意义。

张骞出使西域的原定计划就是要联合西方大月氏来夹击匈奴，有积极的军事战略考虑。帝国对西域的土地和物产并没有其它的要求，也并非是关系到国家兴衰成败的必争之地，所以汉对西域的关注主要是从安全、军事角度来考虑的，可以利用西域来牵制甚至夹击匈奴。而当汉还没有实力没有意图做大的战略部署之时西域来使被拒绝也就可以理解了。

五、为什么在匈奴已经分裂之后，对汉帝国不具有正面威胁的时候还不派都护到西域。

正如前面所说，西域对汉帝国的意义绝大部分就是因为匈奴的存在，否则汉帝国实在很难有其它的理由出兵万里之外去作战，作战的结果是耗费国力，得到的难以补偿国力的付出，因为帝国自给自足，最根本的是农业，而不是靠掠夺，有害于农业就等于危害帝国的统治。在匈奴衰落以后，自然西域对汉帝国的吸引力更大为减弱，这也是很自然的。所以直到北匈奴再度猖獗于西北的时候，汉帝国为了彻底解决匈奴的问题才出兵反击，并由班超在西域积极的经营统治数十年。
综上所述，刘秀作出拒绝西域请求都护的决定，实在是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国力虚弱、周边不安、强敌紧逼，尤其是国力不济，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失去必要的基础。而很多人只看到他没有接受白送上门来的礼物而感到不解和惋惜，包括一些国外史学家甚至评价刘秀的保守错过了大好的时机，导致了帝国在此后对匈奴一段时间里的被动。实际上送礼的人索要的东西对帝国来说是更多的，接受礼物首先要有实力。而且此后汉帝国在班超的高超手腕经营之下，依靠已经强大起来的国力，也还是费了很多年才最后大获成功的。而帝国在刘秀“中国安宁，四夷自服”的战略方针指导之下，很快的恢复了汉帝国往日的威望，此后，时机成熟的时候，东汉皇帝也没有放弃获取更大的成功，甚至一度超过了长安时期。

车师、鄯善、龟兹遂先后投降匈奴。后于阗攻破莎车，称雄南道，但不久也被匈奴控制。南匈奴内附后，北匈奴仍旧控制着西域地区，并时常攻掠东汉河西边郡。

“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后汉书.西域》）西域诸国之所以不远万里派使节来洛阳。请帝国重新恢复在西域的统治，不是没有原因的。匈奴在帝国动荡不安之际又一度恢复成为令人望而生畏的草原游牧霸权，并取得了西域地区的控制权，又开始野蛮的统治，令人难以忍受。而帝国成立，令诸国感到有了希望，这也证明了汉帝国对西域百年经营的成功。于是诸国请求再次设置都护，希望文明的帝国取代野蛮的霸权。而光武帝刘秀却出人意料的拒绝，史书中记载这件事用了一个“竟”字，也流露出一些惊讶、可惜的意味。
为什么刘秀没有接受西域的请求呢？这是有着现实的考虑的，而并非是刘秀本人保守、不具有开拓进取积极态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