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渔村资治通鉴魏晋班班主任-路漫漫五年级第三讲作业 1.对拓跋珪改国号魏和迁都平城的评价。 答:拓跋珪下诏去掉代的国号,改国号为魏。 当初称代王其实也是临时之举,到了夏四月,群臣奏请定国号。不过群臣的态度非常明确,即是代王之后,也复称代王,国号当然就是代了。拓跋珪有自己的想法,他告诉大家:“我的祖先虽然做了代王,但只是偏居一偶,没有统一天下。朕为代王之后,但志在天下,我当亲率六军扫平中原,所以定国号为魏最合适。”就这样,历史上少了一个“后代(国)”,却多了一个“累世强盛”的北魏。拓跋珪的想法非常简单:我要统一天下做四海共主,就不能用偏居一偶的代为国号。那么,拓跋珪又为何定国号为魏呢?这事和北魏早期的名臣崔玄伯有直接关系。 崔玄伯认为代国要学汉高祖刘邦定天下,就应该定国号为魏。至于理由,崔玄伯说:“魏这个国号是神州上国,陛下既有大志,就当仿法前魏。”所谓前魏就是三国曹魏。众所周知,汉朝的历史影响极大,在当时的两晋十六国时期也是这样。汉朝亡于谁?建立魏国的曹操、曹丕父子。三国的蜀吴两国不承认魏之正统,但代魏的西晋、东晋以及十六国的大多数都是承认的。崔玄伯的意思是告诉拓跋珪:你当汉高祖是别想了,不可能几年之间平定天下。但可以学魏文帝(曹丕),继承汉朝正统,步步为营兼并天下。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崔玄伯出名魏晋时的名门——清河崔氏,这是当时一等一的豪门大族。拓跋珪是鲜卑人,玩的都是在草原上骑马打兔子,这在崔玄伯为代表的中原士大夫看来就是闹着玩的,他们认为你要成为正统,首先要汉化。所谓的汉化,主要是两汉魏晋(指西晋)以来的制度,只有这样你才能赢得中原人心。拓跋珪不傻,他懂得这个道理,要统治中原就必须汉化,否则没得玩。拓跋珪接受了崔玄伯的建议,决定把国号定为魏。 首先,迁都平城这是当时的政治格局和战争形势决定的。 北魏的核心力量,是以拓跋部为首联合诸多部族而形成的政治集团,他们虽然团结勇悍,战斗力强,但毕竟人数稀少,而中原地区人口众多,当地的汉人等各族豪强对北魏政府也心存疑虑,如果定都于此,势必会让拓跋集团的人口劣势暴露无遗。415年,代北连年霜旱,很多居民饿死,有些官员建议迁都邺城,大臣崔浩、周澹认为这样会让中原人看出鲜卑人的虚实,影响北魏国本,从而阻止了迁都。 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北魏统治集团的发展阶段。道武帝拓跋珪幼年被前秦迁徙到内地,汉文化水平比较高,但就整个拓跋部来说,其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尚处于不甚发达的阶段,部落联盟的色彩浓重,一直到道武帝去世的时候,还存在着兄终弟及的继承法,皇权仍有待强化。在经济形态上,畜牧和狩猎是其主要生产方式。北魏初年,国家财政、贵族财产往往会用牲畜来计算,比如道武帝时,王建因战功受赐“奴婢数十口,杂畜数千”,就能说明问题。太武帝本人更是以牧民自居,曾当众说:“国人本着羊皮袴,何用绵帛?” 狩猎经济也是如此,拓跋鲜卑原本就是一个狩猎民族,《魏书 序纪》追溯其祖先事迹时说:“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狩猎,同时也是游牧经济的一种重要补充。而且,狩猎活动兼具军事演习的色彩,也有很大的娱乐功能,所以,北魏定都平城以后,狩猎经济与活动依然活跃,上自君主、贵族,下到平民的田猎活动史不绝书。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牧民和猎手,拥有大量牲畜财产的拓跋鲜卑统治集团成员,自然不适应中原的气候和环境(事实上,在拓跋珪攻打位于河北平原的后燕时,过半士兵和牲畜患病死亡),要凝聚拓跋人的力量,统治人口远超己方的中原地区,拓跋珪只能选择与拓跋人故乡条件接近的代北地区。 第二,平城的优势。 地理学上谈到城市的区位优势,分为不同位置尺度,选择代北地区为畿辅,这是平城定都的大位置条件。但是,当拓跋部族进入代北地区,将其作为“畿内之田”经营的时候,面临着两汉雁门、代郡几十个郡县故城,为什么单单选择了平城?从战略意义和城市基础来看,马邑城(今朔州)是西汉初年韩国的首都,周边土地相对肥沃,其财富曾引起匈奴单于垂涎,是汉武帝“马邑之谋”的诱饵。代郡城(今河北蔚县代王城),是战国时期代戎的首都,西汉代国也曾建都于此,其地临近飞狐道,是沟通大同盆地与华北平原的交通枢纽。善无城(今右玉古城)先后为两汉雁门郡与定襄郡的治所,规模宏大。[编者按:作者曾撰文《一座边防要塞、贸易重镇是怎么沦为衰败古城的?》,介绍右玉古城。]高柳城(今阳高)曾为两汉之际军阀卢芳盘踞之地,东汉代郡的治所,这四座城市的规模都大于平城,代郡城的周长甚至是平城的三倍左右,很难想象平城这样一个普通县城会最终脱颖而出。 《魏书》中的一个故事给了我们线索: 道武帝时期,重臣和跋获死罪,临刑前,他对来诀别的弟弟们说:“ 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广为产业,各相勉励,务自篡修。” 水就是今天的桑干河,流经代北地区的中心位置。和跋实际上是在暗示弟弟们逃跑,果然他们借故逃离了北魏。但是,既然和跋当着监斩官说话,自然不可能信口胡说。可见在时人眼中,桑干河以北地区,农业条件应该是不如其南的。 问题是,就整个桑干河流域而言,整体的水热条件相差不远。除少数地区外,桑干河两岸的河谷谷地年平均气温相差不到1 ,桑干河北的一些地区,降水量和光照甚至超过河南地区。总体来看,桑干河南北的地理环境并不足以造成农业发展程度的重要差异。 造成这这种差异的原因,还是北魏核心区域的民族和经济分布格局。东汉末年和西晋时期,虽然边郡残破,大批汉人逃亡,但在桑干河以南的地区还保留了郡县体系和一定数量的汉人人口,农业基础比较好。北魏初期,昭成帝什翼犍和道武帝拓跋珪都曾计划在这一地区建都,拓跋珪称魏王,就是在桑干河以南的繁畤举行的仪式。 但拓跋珪确定畿甸区域的前后,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一个是以平城为首都,另一个就是大量迁徙各处居民进入代地,其中包括以拓拔部及其所统辖的众多游牧部落,随之迁入的,还有他们所驱赶的大量牲畜、野兽。由于桑干河以南还有一定程度的农耕基础,迁徙而来的汉人、徒河等农耕人口安置于此;而桑干河以北地域开阔,水草丰茂,北魏以平城为中心,建设了广大的苑囿和牧场,以满足畜牧与狩猎人口的需要,形成了畜牧与狩猎经济区,这一区域的居住者大多为拓拔部的“国人”,他们聚居在平城周围,形成畿甸中的核心区,对于确保国人的战斗力,保卫皇室的安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种以桑干河为界的经济区划,是北魏在北建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再看桑干河以北的几个重要城市:善无、平城和高柳各自扼守一条通向内蒙古高原的通道,地位都非常重要,但在汉代,中原是核心,边郡的交通路线是纵向的;而在北魏,代北才是核心,所以平城的居中位置优势凸显出来。 所以,综合来看,北魏选择背靠大漠,俯瞰中原的桑干河流域作为根据地,在桑干河流域内部,又选择地处畜牧与狩猎经济区内,位置居中的平城,是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与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的确属于最优选择。在之后漫长的岁月,纵使民族、政治与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迁,大同依然能够保持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这一区位优势显然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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