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渔村资治通鉴南北朝班三年级隋组第二十四讲作业

路漫漫

作业：1.谈谈杨津、杨椿。

2.你对梁武帝的信仰佛教的认识。

德威

隋—16德威三年级第二十四讲作业：
1.谈谈杨津、杨椿。
2.你对梁武帝的信仰佛教的认识。
答：杨懿有8子：杨播、杨椿、杨颖、杨顺、杨津、杨暐、阿难、舒；杨懿孙：杨侃、杨昱、杨遁、杨逸、杨谧、杨愔等祖孙几代，分别在朝中担任要职。他们多有才能，知名于世。杨懿一家数代，虽系勋贵之家，但政风和家风相当好。在政风上提倡清廉和爱民。杨播初入魏为官就是上客，禄恤甚多，但他们提倡俭朴。上谷太守杨珍和清河太守杨真，衣着都很朴素，常著布衣韦带，并且还约束他们的子孙说：“你们以后若比现在富贵，谨慎从事，不要积累黄金一斤、彩帛百匹以上，足够用就算是富足了。” 杨椿也训诫他的子孙说：“不要一味地追求享受和利益，也不要总是想和有权势之家联姻。到我们兄弟这一代，已经不能遵守这些规矩了。现在你们服饰、车乘都已华丽姣好，我知道你们的恭俭之德，逐渐不如上一代了。我们现在虽不贫贱，但居住的宅第，不要太华丽堂皇，就是担心你们后世不贤，不能保住这份家产，被权势之家所夺取。”杨椿的弟弟杨津的儿子、杨椿的侄子杨逸，在光州刺史任上，正遇连年灾荒。杨逸想以仓粟救济百姓，而所司惧罪不敢。杨逸说：“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假令以此获戾，吾所甘心。”之后打开粮仓，救助百姓，然后申表上奏。自杨逸救济百姓，又对老小残疾不能自存活者，又于州门造粥饲之，将死而得济者以万数。杨逸不仅为政爱人，而且特别憎恨贪官污吏，他广设耳目，进行查处，做到善恶毕闻。杨椿的一生，清正廉洁，为朝廷尽心尽力；在教育子女方面，也是有很好的口碑。曾留下《书诫子侄》一文，为后人传道。杨椿、杨津不仅出将入相，还以兄弟友爱为当时人称羡。杨氏兄弟自小亲密无间，从早到晚都在厅堂里，形影不离。有一点美味，也要一同分食。晚上睡觉时，用帐子从中间隔开，各自就寝，高兴时他俩还隔着帐子谈笑。杨椿年老后，有一次到外边喝醉了酒，杨津把哥哥搀回家，躺在旁边不敢睡着，害怕影响侍候哥哥。杨津对哥哥有如父亲，每天昏晨省问，子侄们都站立在台阶下，哥哥不命坐，就无人敢坐。从先秦到两汉，中国人饮食都是一人一个食案的分餐制，隋唐以后逐渐演变为“伙食”。演变的原因，一是士族官僚的放荡不羁，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兄弟观念的强化，其中杨椿兄弟就是代表。杨椿曾讲：“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盘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还，亦有过中不食，忍饥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别食也。”杨椿兄弟的和睦友爱，竟然联系着中国古代饮食风俗的重大革命。
梁武帝（即萧衍[1]，464年-549年6月12日），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郡武进县东城里（今江苏省丹阳市访仙镇）人，南北朝时期梁朝的建立者[2]，南朝诸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南齐时，萧衍累官雍州刺史，颇受齐明帝宠待。502年，接受萧宝融“禅位”，建立南梁。在统治初期，萧衍改革前朝积弊，但是对门阀贵族却采取放任其发展的态度。在位晚期时，开始怠于政事，又沉溺佛教。548年，“侯景之乱”爆发，萧衍被囚死于建康台城，谥号武皇帝，庙号高祖，葬于修陵。萧衍认为"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因而笃信佛法。大同初年陶弘景去世，五年（539年）有道士袁矜以妖言煽惑叛乱，这些都有可能促使梁武帝做出决绝的表态，彻底抛弃道教、倒向佛教。普通八年（527年）三月八日，萧衍亲自第一次前往同泰寺舍身出家，三日后返回，大赦天下，改年号大通；大通三年（529年）九月十五日，第二次至同泰寺举行“四部无遮大会”，脱下帝袍，换上僧衣，舍身出家，九月十六日讲解《大般涅槃经》，二十五日由群臣捐钱一亿，向“三宝”祷告，请求赎回“皇帝菩萨”，二十七日萧衍还俗；大同十二年（546年）四月十日，萧衍第三次出家，这次群臣用两亿钱将其赎回；太清元年（547年），三月三日萧衍又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资一亿钱赎回。此后陈武帝、陈后主等皆曾舍身佛寺。梁武帝援引《楞伽经》《涅槃经》等如来藏系经典“食肉者断大慈种”之说，主张全面素食。从此，汉传佛教形成吃素的传统。萧衍不近女色，不吃荤，不仅他这样做，还要求全国效仿：“以后祭祀宗庙，不准再用猪牛羊，要用蔬菜代替。”他吃素，要神灵也吃素。这个命令下达之后，大臣议论纷纷。最后，萧衍允许用面捏成牛羊的形状祭祀。萧衍不仅几次入寺做和尚，还精心研究佛教理论。在萧衍的支持下，梁代佛教达到了南朝佛教的最盛期。萧衍之后，简文帝和元帝也都奉佛。

青岛有凤来仪

小渔村资治通鉴南北朝班三年级第二十四讲作业
隋14 有凤来仪

1、谈谈杨津，杨椿。
杨津（469～531年8月2日），字罗汉，（原本的字是延祚，被孝文帝重新赐字）， 弘农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市）人。北魏外戚大臣，洛州刺史杨懿的儿子。出身弘农杨氏。相貌端谨，颇有器度。十一岁，起家侍御中散，侍奉文明太后，行事恭敬谨慎，得到太后赏识，被赐细绢百匹，迁符玺郎中。后迁长水校尉、直阁将军，出除征虏将军、岐州刺史。在做岐州刺史期间，杨津躬亲巨细，孜孜不倦。 延昌末年，迁右将军、华州刺史。孝昌初年，拜散骑常侍、定州刺史，从定葛荣之乱。永安二年，拜吏部尚书，迁侍中、司空公，永安三年，杨津以本官兼任尚书令、北道大行台、都督、并州刺史。普泰元年七月，杨津遇害于华阴，时年六十三，杨氏一门几乎全部尔朱氏所灭。太昌初年，获赠大将军、太傅、雍州刺史，谥号孝穆。

杨椿（455~531年），字延寿，本字仲考，弘农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县）人。北魏时期大臣，洛州刺史杨懿第二子。出身弘农杨氏，足智多谋，以门荫入仕。太和元年，起家内行内小，迁给事中。经历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孝庄帝四朝，先后治理豫州、济州、梁州、朔州、定州、南秦州、岐州、雍州等八州，参与平定六镇起义、关陇起义和南徐州起义，拜侍中、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孝庄帝即位，拜司徒、太保兼侍中。永安二年（529年），致仕归乡。普泰元年（531年），为雍州牧尔朱天光所害，时年七十八。太昌初年，获赠使持节、大丞相、太师、冀州刺史。著有《诫子孙书》。

2、你对梁武帝的信仰佛教的认识。
答：梁武帝在统治梁朝晚年的时候，十分的信奉佛教思想，他本人也曾经四次出到佛家寺庙，甘愿成为和尚，这在我国古代历届的统治者中都是少之又少的。通过梁武帝四次出家当和尚这件事情当中就可以看出梁武帝对于佛教思想的热爱和推崇，因此在他治理国家期间，采取了许多的措施来在国内推崇和发展佛教。
梁武帝本人由信奉道教转为信奉佛教。梁武帝的一生经历过三次信仰的变迁，最开始梁武帝信奉的是儒家思想，因此他在国内曾经积极地为恢复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做着努力。到了后来梁武帝又信奉了道教的思想，在他到了三十九岁登上最高统治者的位置时，他所信奉的仍然是道教思想。但是成为最高统治者之后的梁武帝时隔不久，就转变为了信奉佛教的思想。
在公元504年的时候，他就颁布诏书召告天下自己正式皈依佛门，改为信奉佛教思想。在颁布了诏书之后，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他还亲自率领了许多的佛教僧人和佛教的俗家子弟两万多人，聚集在一起进行发愿，表明自己自愿信奉佛教。为了更好的在国内推崇佛教，他还下令要求梁朝上到统治集团，下到平民百姓，都要信奉佛教思想，在他的以身作则和亲自带领之下，佛教思想在梁朝广泛地传播和发展起来。
由于梁武帝是以梁朝最高统治者的身份颁布信奉佛教的诏书，由于也就使得佛教思想正式成为了梁朝的国教。在公元519年的时候，梁武帝接受了菩萨戒，因此当时梁朝的许多学者和百姓都称梁武帝为皇帝菩萨。根据相关历史资料的记载，当时的梁武帝学习完了菩萨戒之后，就开始严格地要求自己遵守佛教思想中的各种戒律，比如不能杀生也不能吃肉，每天只吃素食，同时还要讲究过午不食，身上所穿的衣服也不再是华丽的绫罗绸缎，所居住的寝宫也仅仅只有一丈左右的大小，内里的布置也是十分简陋。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虽然梁武帝由信奉道教思想转变为了信奉佛教思想，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梁武帝就是要对道教进行打压。在经过三次的信仰变迁之后，梁武帝能够充分地认识到每一种思想的独特之处，因此他对于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都是同样的推崇。
梁武帝本人曾四次舍身出家。梁武帝四次出家的行为确实是充分的展现出了他对于佛教的热爱之情，他能够放弃最高统治者的权利和地位，选择成为一个身外无物的僧人，这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信念的。但是梁武帝四次出家，四次将自己的钱财舍身给了同泰寺，而朝廷中的官员们需要付出一次比一次更高的金钱代价才能将梁武帝赎回，如此几次的往来，使得国家的经济进一步亏损，统治集团向百姓的搜刮更是频繁和严重，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佛家寺庙却就此发展起来。
梁武帝对于佛教的大肆推崇，对于佛教的文化发展和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合一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不顾百姓的生活状况，将大量的钱财投入到佛教的发展中，造成百姓生活困难，由此使得百姓对于统治者不满，也就为后来梁朝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春风桃李

小渔村资治通鉴南北朝班三年级隋组第二十四讲作业
隋04-春风桃李

作业：1.谈谈杨津、杨椿。
答：
杨津，字罗汉，原来的字叫延祚，孝文帝命他修改，才叫现在的字。他从小端庄谨慎，以器度恢宏被称赞。十一岁，任侍御中散。当时，孝文帝年幼，文明太后临朝执政，杨津曾进入宫内随侍在孝文帝左右。转任振威将军，领监曹奏事令一职。孝文帝南征，命杨津为都督、征南府长史。
景明年间，宣武帝到北芒巡游，杨津陪同。因而，任杨津为左中郎将，迁任骁骑将军。
他出任岐州刺史，不管大事小事，都亲自处理，终日孜孜不倦。至于地方官吏有贪求财货的，杨津不公开张扬他们的罪过，常常用私人书信的方式批评他们。于是，官吏们既感激又发奋，没有再违犯法纪的。因母亲去世，他离职守丧。
延昌末年，朝廷起用他为华州刺史，与哥哥杨播先后任职该州，人们传为佳话。原先，这里征收调绢，度量用的尺子特别长，当事者又借机侵欺，互相隐瞒求利，百姓叫苦连天。杨津便下令按公家的尺子度量百姓输纳的调绢，质量好的赏识一杯酒，质量差的也收下，但不让喝酒以显示对他的羞辱。于是，百姓互相劝勉鼓励，官调收得又快又好。
不久，他任定州刺史，又兼任吏部尚书、北道行台。
永安二年(529)，杨津兼任吏部尚书。普秦元年(531)，在洛阳遇害。太昌初年，追赠为大将军、太傅、都督、雍州刺史，谥号为孝穆。



杨椿(455～531年)，字仲考，北魏大臣，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元宏）命他改字为延寿。
杨椿是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市)人，他的曾祖父杨珍在道武帝拓跋珪时任过上谷郡(故治在今河北省怀来县南桑干河岸)太守。祖父、父亲均在北魏做官，并担任过太守的职位。
杨椿出身名门，依靠门第入仕，初拜中散，管理皇帝的御马房，后迁内给事，与其兄杨播同侍宫中。后来出任中都曹(当时的北魏设有内、中、外三都大官)，专管刑狱事务。他处事小心谨慎，查办比较公正，受到孝文帝的赏识，转任宫舆曹少卿，加给事中。后来，孝文帝将他调任豫州刺史，再迁冠军将军，改任济州刺史。平原太守控告他为官不廉，廷尉提议免官，受皇帝庇护，只降职为梁州刺史。
到了孝庄帝拓跋子攸（元子攸）即位后，杨椿晋升为司徒，当年又晋升为太保加侍中。后来因为“元颢（北魏反王）之乱”，政局动荡，杨椿无心继续从政。孝庄帝返还洛阳后，他多次辞职，于永安二年(529年)回乡。
临离京时，杨椿告诫子侄儿孙们说，我兄弟等所以有高官厚禄，正是对朝廷忠贞，小心谨慎，不议论他人过失，对人们不分贵贱，均以礼相待。你们当中有的人坐着待客，有的趋附权势门庭，有的好议论别人长短，这些都是立身处世之大忌。你们若能谨守礼义，不骄奢傲慢，是可以成名的。他还说，我今年75岁，不能理事，所以求退，是要让你们明白人应有满足的时候，不可苟求千载之名。
永安三年(530年)九月，操纵北魏政权的尔朱荣由晋阳南下入洛阳，孝庄帝与近臣杨侃等密谋诛杀了尔朱荣。这样，尔朱氏一族便和杨家结上仇怨。杨椿回归华阴原籍的第三年，即普泰元年(531年)，在关中的尔朱荣的堂侄尔朱天光为了给尔朱荣报仇，杀了杨椿及其全家。



2.你对梁武帝的信仰佛教的认识。
答：
  南朝佛教发展的高峰是在梁代，梁代历四帝五十六年，以武帝萧衍在位最久，奉佛事迹最为突出。萧衍(464-549)，字叔达，南兰陵中都里(今江苏省武进县)人，他的学问路线，是先习儒，再奉道，后入佛。
  少年时代是习儒阶段，“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述三教诗》，《广弘明集》卷三十一)。二十岁以后，改奉道教，一直到即位为帝后，仍未舍道。《隋书·经籍志》载，“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经籍志·道经》，《隋书》卷三十五)。
  称帝后的萧衍和道士陶弘景的关系极善，他每当遇到国家大事，经常要派人到茅山去向陶弘景请教，以致于陶弘景有“山中宰相”之称。不过，在即位后的第二个年头，即天监三年(504)，萧衍就颁布了《舍事道法诏》，宣布舍道归佛。
  而据其《述三教诗》，则称“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到晚年才开始研读佛经。这也许说明，他虽然已经颁布了事佛诏，实际上还未真正彻底放弃道教。但总的来说，颁诏以后，他是以事佛为主的(此诏的真实性，在学术界是存疑的，但无论其真伪，萧衍的奉佛则是事实)。
  萧衍对佛教的支持，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亲身修佛，二是从各方面扶持佛教的发展。萧衍本人归佛后，逐渐过上了佛教徒的生活，他颁布了《断酒肉文》，禁止僧众吃肉，自己也行素食，到了晚年，他经常日食一餐，所食也只是豆羹粗饭而已。
  对那些敢于饮酒食肉者，他以世俗的刑法治罪。他又颁布《断杀绝宗庙牺牲诏》，禁止宗庙的牺牲，这是有违儒家礼法的，但他坚持推行。他还正式受戒，据《续高僧传》卷六记载，他于天监十八年(519)“发宏誓心，受菩萨戒”(《慧约传》)。
  他最突出的奉佛行为之一是多次舍身为寺奴，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是朝廷花了大量的钱财才把他赎出来。他的第四次舍身是在太清元年(547)三月，历时一个月，所花赎钱为“一亿万”，这为同泰寺带来了巨额资金。
  萧衍本人是可以划入“义学”一类的，他对佛经很有研究，尤重《般若经》、《涅??经》、《法华经》等，他常常为大家讲经说法，召开各种法会，开设过千僧会、无遮大会。中大通元年(529)开设的无遮大会，参加者有道俗五万多人。
  他的佛教撰述，则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注解》(现仅存序)、《三慧经义记》(《三慧经》本是《摩诃般若经》中的《三慧品》，萧衍认为此品最重要，因而单独列出)、《制旨大涅??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均佚)，另著有《立神明成佛义记》、《敕答臣下神灭论》、《为亮法师制涅??经疏序》、《断酒肉文》、《述三教诗》等，均存。
  萧衍在义学上对中国佛学的贡献，突出之处是把中国传统的心性论、灵魂不灭论和佛教的涅??佛性说结合起来了，他本人是属于涅??学派的，主张“神明成佛”，所谓“神明”，是指永恒不灭的精神实体，它是众生成佛的内在根据，“神明”也就是佛性。
  他又提出三教同源论，认为儒、道二教同源于佛教，老子、孔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三教可以会通，同时，三教的社会作用也是相同的，都是教化人为善。除了自身奉佛，萧衍还大力扶持佛教事业的发展。
  他对外国僧人的译经，非常支持，僧伽婆罗被他召入五处译场从事译经，所译经典，又请宝唱等人写疏，他甚至“躬临法座，笔受其文，然后乃付译人”(《僧伽婆罗传》，《续高僧传》卷一)。真谛在萧衍门下也受到礼遇，只是因为侯景之乱，真谛的译事难申。
  在萧衍的支持下，梁代佛教达到了南朝佛教的最盛期，萧衍对于佛教，可以说是佞佛了，他最后在侯景之乱时，饥病交加，死于寺中。还有更通俗的讲述：梁武帝和中国佛教身为一国之主，却不惜以皇帝之尊，先后几次舍身佛寺为奴，再由皇室臣僚们用高价将他“赎”出。
  这种咄咄怪事，不仅在中国历史，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其始作俑者，乃是南朝梁的开国皇帝—一梁武帝萧衍。萧衍(464—549年)出生在一个世代信奉道教的家庭，博学多才，不仅对佛学、道学、儒学有精深的研究，在文学、音乐、书法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撰写了各类著作一千多卷，在历代皇帝中，算得上是个才子。
  萧衍当上皇帝的时候，正值外来的佛教与一向被奉为正统的儒教和异军突起、土生土长的道教之间，为争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霸主地位，闹得不可开交。他从维护皇权利益出发，以一个皇帝所特有的机敏和狡黠，对三教的长短反复权衡，百般玩味，发现三教虽然旨趣不同，儒教讲忠孝节义，道教讲羽化成仙，佛教讲四大皆空，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要求人们接受现实，满足现状，安分守己，放弃反抗和斗争。
  从这个共同点来看，儒教要人们恪守伦理道德，道教劝人们不要计较得失，佛教把人们召向极乐世界，无疑是各有妙处，异曲同工。因此，在独具“慧”眼的梁武帝看来，儒、道、佛三教之间，不是矛盾，而是相通的，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基于这种认识，梁武帝提出了“三教同源”说，尊称三教的始祖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为“三圣”，极力调和三教的矛盾，似乎三教同等重要，不可偏废。然后，他仔细比较了三教异同优劣。觉得佛教的教义和修行方法，简便易行，对老百姓更具吸引力，所以，就想办法抬高佛教在三教中的地位，把佛教定为国教，把儒、道二教说成是佛教派生出来的，从而构建了一个以佛教为主体，以儒、道二教为补充的实用理论。
  为了提高这一理论的说服力，梁武帝居然把周公、孔子和老子说成是如来佛的弟子，接受过如来耳提面命之教。三教始祖之间的关系本是三教弟子为在统治者面前争宠、刻意抬高自己教派地位而编造出来的，如西晋道士王浮，炮制出一本《老子化胡经》，说老子曾去西天，教化释迦牟尼，因而释迦牟尼是老子的弟子。
  佛门弟子当然不甘心受此侮辱。于是如法炮制，编造了佛祖曾派遣他的三大弟子——孔子、颜回、老子到震旦(中国)来传教这样一个典故，以示回敬。诸如此类信口胡诌出来的所谓典故，当然纯属无稽之谈!可笑的是，梁武帝竟然在他的堂堂《诏书》里，也深信不疑并加以袭用。
  在此基础上，他又把佛性纳入到儒家所讲的善性中去，用善性解释佛性，强调内心清明，平时行善，如此方能保全佛性，这便是所谓的“真神佛性”说的主要内容(真神即指人的善性)。梁武帝提倡“三教同源”说和“真神佛性”说，试图把儒、道、佛三教融为一体，在儒学基础上建立起富于中国特色的儒化了的佛教，使三教更好地为其所用，以便巩固封建秩序，加强封建统治。
  梁武帝为调和三教矛盾所做的尝试，在中国文化史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它为隋唐时期的统治者消灭三教冲突提供了借鉴，再后来的两宋理学，也是沿着这条思想线索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不过，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如果说，梁武帝抱着实用的奔度，在理论上为抬高佛教地位，调和三教矛盾所做的解释，大胆到信口胡编，无所顾忌的地步，那么，他在实践上的所作所为，毫不逊色，同样令人“刮目相看”！且看：1．归佛受戒：梁武帝称帝不久，便于504年下了一道诏书，郑重其事地宣布：他从今而后，不再事奉道教，而饭依佛教。
  下过诏书后；梁武帝亲自率领僧俗人士两万人，在重云殿里手炒这道诏书，以示决心。15年后，在等觉殿屈尊受菩萨戒，从此，他就被称为“菩萨皇帝”。他不仅自己受戒，还号召王侯子弟、嫔妃姬妄，直到黎民百姓，都去受戒，当时响应的各界人士达4．8万人之多，可谓上行下效！既然受戒，就应当守戒，梁武帝一点也不含糊，受戒后，每天只穿草鞋，着布衣，睡草席，吃版饭，喝豆汤，不沾一点肉腥味，整个就是一个苦行僧！本来佛教并不主张绝对吃素(所谓蔬食)，梁代以前的僧侣一般都吃荤，只要这荤肉不是为自己杀的，自己既没看见，也没听见宰杀场面或声音就可以(所谓“三净肉”)。
  是梁武帝改变了这一习惯，他自己带头不吃荤，最后勒令所有僧尼一律不可以吃荤。为配合这一主张的推行，他一连写了4篇《断酒肉文》，举出种种禁食酒肉的道理，最后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有哪个僧尼胆敢冒犯达一规定，照样吃荤，“只要他(她)还是梁国的臣民，就别怪我不客气而要治罪了”。
  由于皇帝的威严，僧尼们哪敢不从：从此，便形成了出家僧尼和在家信徒一律吃素的传统。迄今为止，包括我国藏、蒙、傣等各兄弟民族的佛教徒在内的世界各国佛教徒，仍然可以吃荤(酒，是一律禁止的)，唯独我国汉族佛教徒不杀生，不吃荤，一律素食。
  这一传统的形成，始于梁武帝的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2．集众讲经：梁武帝饭依佛门后，非常热衷于佛事活动，多次举办大规模的法会，允许佛门弟子自由参加，互相交流、切磋。在举办法会时，时常进行大赦，以示慈悲为怀。
  除举办法会外，梁武帝一有空闲，就亲自为众僧尼讲解经义，规模一般都在万余人以上。533年2月(农历)的一次讲经活动，为一个经题，他就整整讲了7天，而包括皇太子、文武百官和外国使节在内的各界听众竟达31．96万多人，真是盛况空前！在这种佛事活动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武帝创立的“经忏法”——在佛、佛法和佛僧即所谓“三宝”座前自我表白、求哀忏悔。
  在他以前，佛教虽有“梵呗”，即唱经活动，但那只是在译经或讲经时，由和尚们按佛经中的某些韵文、赞语进行吟唱，表示赞颂之意。而梁武帝创立的“经忏”法，却使佛事活动日趋商业化、世俗化，因为，打那以后，谁想请和尚“念经”或“拜忏”，就得付出一定的报酬佛经忏文成了有价商品，更有甚者，一部分僧人就成了以叫买“经忏”为生的“生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