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渔村资治通鉴中级班汉组一年级第十七讲作业楼下评楼上

路漫漫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期作业：
1.谈一下作为君王，如何处理私仇与公义的关系。
2.光武帝对待彭宠是否过于不近人情？

路漫漫

资治通鉴中级班汉组长-路漫漫一年级第十七讲作业

1.谈一下作为君王，如何处理私仇与公义的关系。

答：君王要有德行，不能以私废公。刘贺大肆提拔自己手下的官员，结果二十七天就被废除；李世民重用李建成手下的魏征，实现了贞观之治。君王只有忘记私仇，国家才能大治，如果因为·私仇就大动干戈，就会有八王之乱那样的后果！

2.光武帝对待彭宠是否过于不近人情？

答: 东汉光武帝刘秀虽然起兵舂陵(治今湖南宁远东北)而开帝业之端,其开国功臣中也不乏“帝乡”南阳人物,但是,他“中兴之业”的根基却是在河北奠定的,这实为历史定论。当代学者的几部研究刘秀的专著,对此都有论断①。河北基业虽是刘秀经营天下的最大资源,但却并不意味着刘秀对河北的控制是一直有效的。实际上,在刘秀称帝于鄗(今河北高邑东南)、定都洛阳之后不久,作为其大后方的河北之地,却在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二月,发生了渔阳太守彭宠起兵造反的变故。彭宠不仅兵围幽州,摆出了势将幽州牧朱浮置于死地的态势,而且还自称燕王,又与晚一年造反的涿郡太守张丰连兵,形成了对刘秀统治秩序的严重威胁。这场叛乱一直延续到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二月,历时四年,才得以侥幸平定。学者对这场叛乱的史事已多有梳理,关于刘秀重用人才、善于御下的论著也不胜枚举。然而,以善待功臣而著称的刘秀在对待彭宠的问题上何以表现得有些不合常理?这场叛乱发生的原因何在?而刘秀又为何顾虑重重,没有对其全力镇压?关于这些问题,学术界似关注较少,仅陈勇所撰《论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一文注意到刘秀处理此事的畏首畏尾态度,并认为,其可能是担心一旦实行严厉的镇压会引来其他功臣的反感和猜疑。如此论述显然较为简略。笔者认为,围绕刘秀对待彭宠及其叛乱的态度和刘秀、彭宠、朱浮三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专题论述,可能会深化对“光武中兴”之业的认识,故此不避愚陋,将自己的分析和思考列述如下,敬请方家教正。

一、彭宠在刘秀初定北方之时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两汉之际,北方幽、冀二州统治权的转移,极富戏剧性。一位卜者出身的王郎,巧借“人心思汉”的社会风潮,假称西汉成帝之子,称帝于邯郸。他任官置守,“分遣将帅,徇下幽、冀”,移檄州郡,号称是汉家正统,结果是“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从风而靡”[1](卷12,《王昌(郎)传》)。一时之间,成为北方人心所向的政治力量。王郎势力的迅速崛起,几乎呈现势不可挡之势。一个有趣的历史场景出现了:当时以更始皇帝使臣面目经营河北的刘秀,本来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地盘和影响,但是,王郎的声望竟然盖过了汉世远支的刘秀,迫使刘秀暂避其锋,步步被动。在刘秀携王霸等亲信到达蓟县(治今北京西南)之时,王郎以重赏购求刘秀首级的文书已经被当地人熟知。因此,王霸奉了刘秀之命在蓟县试图招兵买马之时,受到了市人的嘲笑与摒弃。随即发生了蓟县人响应王郎而起兵的事变,群起搜捕刘秀。刘秀只好仓惶逃命,沿途风险濒发,甚至有生死决于须臾的危急状况。暂且扭转了危急局面的是坚守信都郡(治今河北冀州)的太守任光和成郡(今河北平乡)的太守邳彤[1](卷21,《任光传》、《邳彤传》)。而真正帮助刘秀逆转大局的,则是两股势力:一是真定王刘扬(详后);二是渔阳太守彭宠和上谷太守耿况。

最早向刘秀提出可以凭借渔阳、上谷两郡之力抗击王郎的,是青年将领耿弇。耿弇是耿况之子,与刘秀一见倾心而归附。刘秀在蓟县进退维谷时,一度主张向南撤退,耿弇明确表示反对:“今兵从南来,不可南行。渔阳太守彭宠,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发此两郡,控弦万骑,邯郸不足虑也。”[1](卷19,《耿弇传》)耿弇强调彭宠可以结为奥援的理由是,彭宠与刘秀是同乡。这种乡党关系,在乱世之中,确实可以成为政治联盟的感情基础。彭宠,南阳宛人,其父彭宏,西汉哀帝时为渔阳太守,有威名于边塞。彭氏在渔阳一带是大有影响的家族。王莽末年,彭宠与乡人吴汉逃亡至渔阳,投奔其父旧时属吏。更始政权建立,派遣谒者韩鸿持节徇北州(特指幽、并二州),赋予“承制得专拜二千石已下”的特权。韩鸿也是南阳宛人,在到达蓟县之后,遇到彭宠、吴汉“并乡闾故人,相见欢甚”,随即任命彭宠为偏将军,行渔阳太守事,同时任命吴汉为安乐令。彭宠得以控制渔阳,除了其家世影响之外,主要就是有任命权力的韩鸿恰恰是他的同乡。出于同样的道理,彭宠与刘秀结交是完全正常的。耿弇的劝说刘秀依靠渔阳、上谷两郡而自立,其依据就在于此。

而对于彭宠等人而言,是支持处于劣势的刘秀,还是归附势头正盛的王郎?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因为当时王郎也正在招抚地方实力派。“会王郎诈立,传檄燕、赵,遣将徇渔阳、上谷,急发其兵,北州众多疑惑,欲从之。”[1](卷12,《彭宠传》)在众人狐疑不定的情况下,彭宠的选择,就是决定性的因素。按照《后汉书》相关列传的记载,彭宠决定支持刘秀,是因为内部有吴汉的建议,外部有上谷太守耿况派遣功曹寇恂前来邀约。彭宠在二人的影响之下,选择了支持刘秀。关于吴汉发挥的作用,史书有这样的记载

吴汉字子颜,南阳宛人也。家贫,给事县为亭长。王莽末,以宾客犯法,乃亡命至渔阳。资用乏,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会王郎起,北州扰惑。汉素闻光武长者,独欲归心,乃说太守彭宠曰:“渔阳、上谷突骑,天下所闻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锐,附刘公击邯郸,此一时之功也。”宠以为然,而官属皆欲附王郎,宠不能夺。汉乃辞出,止外亭,念所以谲众,未知所出。望见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汉使人召之,为具食,问以所闻。生因言刘公所过,为郡县所归;邯郸举尊号者,实非刘氏。汉大喜,即诈为光武书,移檄渔阳,使生赍以诣宠,令具以所闻说之,汉复随后入。宠甚然之,于是遣汉将兵与上谷诸将并军而南,所至击斩王郎将帅。及光武于广阿,拜汉为偏将军。既拔邯郸,赐号建策侯[1](卷18,《吴汉传》)。

关于耿况、耿弇、寇恂发挥的作用,史书是这样记载的耿)弇走昌平就况,因说况使寇恂东约彭宠,各发突骑二千匹,步兵千人。弇与景丹、寇恂及渔阳兵合军而南,所过击斩王郎大将、九卿、校尉以下四百余级,得印绶百二十五,节二,斩首三万级,定涿郡、中山、钜鹿、清河、河间凡二十二县,遂及光武于广阿。是时光武方攻王郎,传言二郡兵为邯郸来,众皆恐。既而悉诣营上谒。光武见弇等,说,曰:“当与渔阳、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为偏将军,使还领其兵。加况大将军、兴义侯,得自置偏裨。弇等遂从拔邯郸[1](卷19,《耿弇传》)。

及王郎起,遣将徇上谷,急况发兵。恂与门下掾闵业共说况曰:“邯鄣拔起,难可信向。昔王莽时,所难独有刘伯升耳。今闻大司马刘公,伯升母弟,尊贤下士,士多归之,可攀附也。”况曰:“邯郸方盛,力不能独拒,如何?”恂对曰:“今上谷完实,控弦万骑,举大郡之资,可以详择去就。恂请东约渔阳,齐心合众,邯郸不足图也。”况然之,乃遣恂到渔阳,结谋彭宠。恂还,至昌平,袭击邯郸使者,杀之,夺其军,遂与况子弇等俱南及光武于广阿。拜恂为偏将军,号承义侯,从破群贼。数与邓禹谋议,禹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欢[1](卷16,《寇恂传》)。

以上材料,固然可以说明吴、耿、寇诸人对彭宠曾经发挥过重要的影响,但是,彭宠的作用也不可小视。彭宠作为一郡之守,是出动渔阳精兵援救刘秀的最高决策者。“宠乃发步骑三千人,以吴汉行长史,及都尉严宣、护军盖延、狐奴令王梁,与上谷军合而南,及光武于广阿。光武承制封宠建忠侯,赐号大将军。遂围邯郸,宠转粮食,前后不绝。”[1](卷12,《彭宠传》)由此可见,刘秀势力处于低谷时,彭宠对他的支持是巨大的,也是关键性的。他所派出的四位统兵将领,除了严宣仅此一见之外,其他三人吴汉、盖延、王梁皆是一时英杰,后来成为辅助刘秀开国的重要人物。两郡精兵与刘秀在广阿相会,使得刘秀的军事力量获得根本性的提升,因此,刘秀也报以隆礼重谢,“光武承制封宠建忠侯,赐号大将军”,实在是情理之中。并且,在稍后刘秀围攻邯郸的王郎势力之时,彭宠为之供应军粮,为刘秀击败王郎提供了后勤保障。因此,在辅佐刘秀初定河北之时,彭宠实际上发挥了非常独特的作用。

二、彭宠之叛实出于“逼反”

彭宠虽然在刘秀平定河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刘秀在对待彭宠的态度上有刻意怠慢、压抑之嫌。

第一,在平定了王郎之后,刘秀与彭宠会面之时,压低了规格,使得自恃有大功的彭宠,很感失望。刘秀与彭宠之间的问题,实肇端于此,而且此种情形恰恰被刘秀的亲近之臣朱浮所悉知:及王郎死,光武追铜马北至蓟。宠上谒,自负其功,意望甚焉,光武接之不能满,以此怀不平。光武知之,以问幽州牧朱浮,浮对曰:“前吴汉北发兵时,大王遗宠以所服剑,又倚以为北道主人。宠谓至当迎阁握手,交欢并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浮因曰:“王莽为宰衡时,甄丰旦夕入谋议,时人语曰:‘夜半客,甄长伯。’及莽篡位后,丰意不平,卒以诛死。”光武大笑,以为不至于此[1](卷12,《彭宠传》)。

朱浮不仅洞悉彭宠不满意于刘秀的原因,而且率先假借谈论王莽与其亲信甄丰的往事,暗示了彭宠受诛而死的可能性。

第二,在刘秀称帝之后,重用了彭宠的部属,却冷落了彭宠本人。及即位,吴汉、王梁,宠之所遣,并为三公,而宠独无所加,愈怏怏不得志。叹曰:“我功当为王,但尔者,陛下忘我邪?”[1](卷12,《彭宠传》)

吴汉、王梁在追随刘秀征战之后,与刘秀的关系密切起来,而且确实立有军功,从刘秀酬谢功臣的角度而言,重用二人有其合理性,但对彭宠却无任何奖励甚至于没有安抚性的虚言相加,总不能说是处置得当吧。

那么,刘秀对彭宠的礼遇失常,是一时的思虑不周,还是另有隐情?彭宠造反之后的一个举动,同样值得治史者深思:“(彭宠)又自以与耿况俱有重功,而恩赏并薄,数遣使要诱况。况不受,辄斩其使。”[1](卷12,《彭宠传》)在彭宠看来,上谷太守耿况同有大功,而且同样蒙受“恩赏并薄”的待遇,耿况也就有造反的理由。尽管耿况没有与彭宠结盟造反,但是,汉光武帝刘秀对他也有压抑之实。是否我们应该考虑:刘秀在有意冷落、贬抑彭宠与耿况?

刘秀何以有意贬低彭宠?一方面,可能出于他对彭宠的不信任。在刘秀势力弱小,王郎声势较盛之时,彭宠对刘秀的支持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彭宠似乎自始即带有犹豫之情。在官属皆欲附王郎时,彭宠不能定夺,在吴汉等人的说动下支持了刘秀,却只派遣吴汉、王梁等南下追随光武,自己镇守渔阳,在刘秀看来可能并非倾心向己。王夫之曾论及此事:“意者宠之初发突骑助光武讨王郎,宠无固志,特为吴汉、王梁所胁诱,而耿况、寇恂从臾之,以此有隙焉……则宠有犹豫之情可知矣。”[2](卷6,《光武七》)看来彭宠似有犹豫之情、窥视之心。另一方面,彭宠没有直接参与刘秀对王郎的征伐活动,而是镇守渔阳,直接立下的战功很少,而在刘秀进据中原时,彭宠也未带兵追随,仍坐守河北的大后方———渔阳,刘秀对其当然是疑忌和防范的,更不用谈功劳了。这与吴汉、王梁、耿弇等人不同,他们直接追随刘秀平定王郎,其后又南征北讨,立下的战功卓著,当然可以显封。此外,彭宠自负其功,对刘秀的礼遇期望过高,很可能增强刘秀的反感心理。

正是出于对彭宠的不信任,刘秀才选择了一位自己的心腹之臣———朱浮来出任幽州牧,而州牧的主要职责之一便是对地方郡守的监察。朱浮对刘秀的心思也揣摩得很透彻,他明确自己作为一个监察者的身份,因此,他与彭宠的不相安自然也是情理中事了。

彭宠发起的渔阳之叛,并非出自彭宠初衷,而是遭受疑忌而被逼造反。从表面看来,直接的诱因是幽州牧朱浮与彭宠的矛盾,这是《后汉书》一再强调的原因。

是时北州破散,而渔阳差完,有旧盐铁官,宠转以贸谷,积珍宝,益富强。朱浮与宠不相能,浮数谮构之。建武二年春,诏征宠,宠意浮卖己,上疏愿与浮俱征。又与吴汉、盖延等书,盛言浮枉状,固求同征。帝不许,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刚,不堪抑屈,固劝无受召。宠又与常所亲信吏计议,皆怀怨于浮,莫有劝行者。帝遣宠从弟子后兰卿喻之,宠因留子后兰卿,遂发兵反。拜署将帅,自将二万余人攻朱浮于蓟,分兵徇广阳、上谷、右北平[1](卷12,《彭宠传》)。

从彭宠上奏愿意与朱浮同时受征来看,彭宠曾经自信地以为,只要同时面见皇帝,就有把握为自己洗刷朱浮强加的诬陷之词。而且,彭宠还分别致信昔日的部属、现在皇帝身边的重臣吴汉、盖延,显然是希望他们二人代为在刘秀面前申明冤情。可惜的是,吴汉、盖延并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彭宠被“逼反”的详情,《朱浮传》记载更为详细,而且对朱浮的谴责也更为明显。“浮年少有才能,颇欲厉风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属,以为从事,及王莽时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发诸郡仓谷,禀赡其妻子。渔阳太守彭宠以为天下未定,师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属,以损军实,不从其令。浮性矜急自多,颇有不平,因以峻文诋之;宠亦佷强,兼负其功,嫌怨转积。浮密奏宠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货贿,杀害友人,多聚兵谷,意计难量。宠既积怨,闻,遂大怒,而举兵攻浮。”逼反彭宠显然是朱浮处置失当造成的。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彭宠举兵相逼之时,朱浮还致信彭宠,给予训斥与贬辱,有“伯通与吏人语,何以为颜?行步拜起,何以为容?坐卧念之,何以为心?引镜窥影,何施眉目?举措建功,何以为人”之说,还指斥彭宠“若以子之功论于朝廷,则为辽东豕也”[1](卷33,《朱浮传》)。如此文字,只能是加剧矛盾,使得彭宠再无改悔的余地。

朱浮对彭宠的排斥、诬告,是他的个人行为,还是与刘秀也有某种关系?种种迹象表明,朱浮的所作所为似有刘秀的暗中授意。若非如此,朱浮也不太可能肆无忌惮的诋毁、诬告彭宠,举奏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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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彭宠与朱浮的矛盾公开化之后,刘秀仍然在有意袒护朱浮,贬抑彭宠。彭宠要求与朱浮当面对质的要求,刘秀不予理会。而且,刘秀还故意将朱浮劾奏彭宠的文书漏泄,似乎在有意扩大事态。袁宏《后汉纪》的记载,值得我们关注:“是时北州残破,渔阳独完,有盐铁之积,宠多买金宝。浮数奏之,上辄漏泄,令宠闻,以胁恐之。是春,遣使征宠,宠上书愿与朱浮俱征。又与吴汉、王梁、盖延书,自陈无罪,为朱浮所侵。上不许,而汉等亦不敢报书。”[3](卷4,《光武皇帝·建武二年》)这里的记载,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这样的“胁恐”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震慑还是刺激?其二,吴汉、王梁、盖延三人为何不敢给先前的上司复信?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在刘秀身边,得知刘秀对于彭宠的真实态度因而有所忌讳。
因此,从表面来看,彭宠之叛出于朱浮的逼迫,但背后却隐藏着更深的原因:刘秀对彭宠的不信任与猜忌。由于对彭宠的猜疑防范,在他暗中支持和授意下,其心腹朱浮一再逼迫彭宠,事态逐渐扩大,终于出现彭宠的叛乱。可以说,彭宠之叛从根本上是刘秀处置失当而酿成的。对此,古代已经有人论及。明人于慎行即说:“光武成功河北,皆渔阳、上谷二郡之力也。及天下已定,二郡所遣校将,如吴汉、王梁、耿弇、皆至三公上将,而彭宠、耿况,曾无一尺之组,以筹其功,此宠所以反也。况不反者,弇乃其子耳。以光武之英略明达,而不能御一彭宠,岂别有说邪,直计失邪?”清人黄恩彤就此继续发挥:“光武即位……令王梁为大司空,封武强侯。邯郸之围,彭宠转运粮食,厥功甚伟,王梁侯矣,而彭宠不赏,朱浮复构陷其罪,能无叛乎?”[4](P103)明清之际的史学家王夫之也有主旨相同的评论:“光武之处彭宠,不谓之刻薄而寡恩,不得矣。……光武之刻薄寡恩也,不得以宠之诈愚而谢其咎也。”[2](卷6,《光武七》)这些评论,建立在洞察人情世故的基础之上,至今仍是我们分析相关问题的重要参照。

三、刘秀平叛“从缓”原因蠡测

在彭宠于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二月举兵造反之后,刘秀采取的应变之策十分缓慢,表现得顾虑重重。我们来看看刘秀对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

首先,迟至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八月,刘秀才派出游击将军邓隆率领一支规模不大的军队救援朱浮,按照史书的记载,是“时二郡畔戾,北州忧恐,浮以为天子必自将兵讨之,而但遣游击将军邓隆阴助浮”[1](卷33,《朱浮传》),自以为了解刘秀心态的朱浮这次似乎有些“失算”,他没有预计到刘秀不来亲征,而仅仅是派遣一支小规模部队支援。而“阴助”一词也体现出刘秀的心态,他似乎不愿朝廷公卿知晓此事,扩大事态,似乎顾忌着某些方面的影响。但邓隆一战即败。“隆军潞南,浮军雍奴,遣吏奏状。帝读檄,怒谓使吏曰:‘营相去百里,其势岂可得相及?比若还,北军必败矣。’宠果盛兵临河以拒隆,又别发轻骑三千袭其后,大破隆军。浮远,遂不能救,引而去。”此后,刘秀对幽州事务竟然采取了置之不顾的处理方式。而彭宠则从容布局,吞并州县。“(彭)宠遂拔右北平、上谷数县。遣使以美女缯彩赂遗匈奴,要结和亲。单于使左南将军七八千骑,往来为游兵以助宠。又南结张步及富平获索诸豪杰,皆与交质连衡。”[1](卷12,《彭宠传》)

在蓟县形势已相当危急之时,朱浮上书要求汉光武帝增援,甚至亲征。“浮怀惧,以为帝怠于敌,不能救之,乃上疏曰:‘……今彭宠反畔,张丰逆节,以为陛下必弃捐他事,以时灭之。既历时月,寂寞无音。从围城而不救,放逆虏而不讨,臣诚惑之。昔高祖圣武,天下既定,犹身自征伐,未尝宁居。陛下虽兴大业,海内未集,而独逸豫,不顾北垂,百姓遑遑,无所系心,三河、冀州,曷足以传后哉!今释稼已孰,复为渔阳所掠。张丰狂悖,奸党日增,连年拒守,吏士疲劳,甲胄生虮虱,弓弩不得弛,上下燋心,相望救护,仰希陛下生活之恩。’”朱浮上书表达了自己的预测失误,并请求援助,口气已近于哀求。可面对朱浮的质疑与哀求,刘秀又是如何作为的呢?他诏书回报曰:“往年赤眉跋扈长安,跋扈犹暴横也。吾策其无谷必东,果来归降。今度此反虏,势无久全,其中必有内相斩者。今军资未充,故须后麦耳。”其中,“必有内相斩者”的推断只能是刘秀的遁词,而“军资未充”似乎也不能成为理由,当时诸将四处征伐,何以不缺军资呢?看来这也只不过是一种不出兵的搪塞借口而已。结果,无力守城的朱浮只好弃城逃命,处境极为狼狈。“(朱)浮城中粮尽。会上谷太守耿况遣骑来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乡,其兵长反遮之,浮恐不得脱,乃下马刺杀其妻,仅以身免,城降于宠。”彭宠在攻拔蓟城之后,自立为燕王。东汉建武三年(公元27年)十月,“涿郡太守张丰执使者举兵反,自称无上大将军,与彭宠连兵”[1](卷20,《祭遵传》)。刘秀没有及早镇Y彭宠,在军事上造成了相当被动的局面。
再来看看刘秀对朱浮的处置。搭上妻子生命而侥幸逃命的朱浮,回归洛阳之后遭到官员的弹劾,“尚书令侯霸奏浮败乱幽州,构成宠罪,徒劳军师,不能死节,罪当伏诛”。从吴汉、王梁、盖延等人不敢对故主报书,未就此事对刘秀进一词来看,朝臣是了解刘秀的真实态度的,但谁又敢触怒龙颜呢?只能将责任归于朱浮了。可是,刘秀却不忍心追究他的责任,反而任其做执金吾,“帝不忍,以浮代贾复为执金吾,徙封父城侯”[1](卷33,《朱浮传》)。假如没有刘秀的宽赦,朱浮恐怕难逃死罪。这样处置的原因也颇值得玩味。很可能是刘秀认识自身应该为这场叛乱负上主要责任,朱浮只是按照授意行事而已,不应当承担主要的罪责。

东汉建武三年(公元27年)十月,耿弇向刘秀主动请缨平定彭宠、张丰之叛。刘秀“壮其意,乃许之”。直到翌年,刘秀诏耿弇进攻渔阳。然而,耿弇属于北州功臣,这一身份殊为敏感,况且其父耿况据上谷,与彭宠一样“恩赏并薄”,他深知刘秀的顾虑,“(弇)自疑,不敢独进,上书求诣洛阳”。刘秀诏书回报,表面上信任不二,可耿氏父子揣摩透了刘秀的怀疑心态,终究不自安,当耿况要求遣子耿国入侍(实际上是做人质)时,刘秀的态度是“善之,进封况为隃麋侯”[1](卷19,《耿弇传》)。看来,刘秀心理上是很认同这一做法的,这可以减轻他的怀疑之心。此后,在耿弇、祭遵、刘喜等人的进击下,彭宠逐渐走向灭亡。

从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叛乱开始,直到建武四年(公元28年),刘秀才真正着手解决彭宠事件,一贯处事精明的刘秀在处置彭宠之叛时,表现得十分宽容,甚至几近柔软寡断。那么,从缓处理的原因何解?

诚然,东汉建武二至三年(公元26—27年),对刘秀而言确实是“多事之秋”:与赤眉军争夺关中经历了大败到获胜的转折;还有与其他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刘秀全然没有余力投入军队镇压渔阳彭宠之叛。因为,我们注意到另外一起大将叛乱事件: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八月,“破虏将军邓奉据淯阳反”[1](卷1上,《光武帝纪上》)。诱因是吴汉统兵在南阳一带略地,所过多所侵暴,“破虏将军邓奉谒归新野,怒吴汉掠其乡里,遂反,击破汉军,获其辎重,屯据淯阳,与诸贼合从”[1](卷17,《岑彭传》)。刘秀立即派出重兵镇压。“冬十一月,以廷尉岑彭为征南大将军,率八将军讨邓奉于堵乡。”[1](卷1上,《光武帝纪上》)统兵将领有朱佑、贾复、建威大将军耿弇、汉中将军王常、武威将军郭守、越骑将军刘宏和偏将军刘嘉、耿植等,可谓名将云集,并力征讨邓奉。邓奉的军队皆南阳精兵,岑彭等名将联手进攻,连月不克。到东汉建武三年(公元27年)夏,刘秀亲自统兵南征,才集中全军精锐追歼邓奉于小长安[1](卷17,《岑彭传》)。刘秀对邓奉叛乱的镇压,可谓毫不留情。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邓奉盘踞之地是中原腹地,刘秀为了争夺对中原的控制权并且进而经营关中势在必得,所以,必须以雷霆万钧之势尽快荡平。两相比较,彭宠之叛的地域,毕竟是北边之地,其重要性与中原腹地相比较有所逊色。大臣伏湛谏阻刘秀亲征渔阳而应该全力争夺中原的主张,颇为切中当时急务[1](卷26,《伏湛传》)。所以,刘秀对彭宠的镇压有所宽缓,从地缘政治的轻重缓急考虑,倒也在情理之中。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彭宠几乎是“放任”不顾,显然还是有“手下留情”的一面。

究其原因何在?可能刘秀自己感受到来自舆论的压力:彭宠的政治影响,确实有其特殊性:从籍贯而言,彭宠是南阳宛人,与刘秀、吴汉是同乡。这种同乡之谊,在战乱年代曾经发生过切实有效的作用。从起事地域而言,彭宠是渔阳的地方实力派,他对刘秀立足幽州所起的作用,是刘秀集团的上层人物所共知的。刘秀在处理彭宠之叛时,必须顾忌到舆论的评价。面对彭宠这样一位公认的功臣,其反叛主要由于刘秀自己的处置失当所致,这是朝臣所知的事实。如果断然镇压,可能会受到舆论的质疑和批评,不利于树立自身的形象。

雄踞一方的彭宠,后来被家奴子密等三人劫持刺杀,子密等人携带彭宠的首级投奔刘秀。这是替刘秀除掉了心腹之患。刘秀在暗自庆幸之余,却将子密等人封为“不义侯”[1](卷12,《彭宠传》)。刘秀并非在玩弄文字游戏,而是因为他既然标揭“义”的旗帜,那么就必须坚持这一原则。如果刘秀迅速镇压彭宠,恐怕难免“不义”之讥,被认为是刻薄少恩。刘秀一直把自己标榜为正义的化身,由此不难体悟刘秀处理彭宠宁可从缓的心理需求

我们应该看到,刘秀在平定天下的全过程之中,十分注意个人的道德形象,高标“义”的价值,就是他的政治斗争策略之一。他把拒不与王莽合作的隐士尊崇为“天下义士”;还对许多归附于自己的将领颁授与“德”、“义”相关的官爵美号。仅据徐天麟撰《东汉会要》卷十八“王侯号”条,列举的与“德”、“义”相关的封侯者就有承义侯寇恂、成义侯梁统、兴义侯耿况、奉义侯景丹、辅义侯厍钧、扶义侯辛彤、助义侯竺曾、褒义侯史苞、褒德侯卓茂、归德侯刘飒、不义侯苍头子密。其他见于列传的尚有:朱佑,“世祖即位,拜为建义大将军”[1](卷22,朱佑传》);万修,“拜为偏将军,封造义侯”[1](卷21,《李忠传》);王遵,“拜为太中大夫,封向义侯”[1](卷13,《隗嚣传》)。在兵戈方殷之时,借助于侯爵封号,如此重视标榜“德”、“义”的价值导向,刘秀可谓用心良苦。


刘秀不得不“放缓”处理彭宠之叛,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这是刘秀为了笼络河北豪强势力而刻意作出的姿态。彭宠控制渔阳,对河北的局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刘秀的部下又集结了大批北州人士,甚至是彭宠的旧部,对彭宠的处置很可能会发生微妙影响。在彭宠起兵之前一个月,还发生了真定王刘扬“谋反”被杀之事。两事先后相继,对刘秀经营河北大业,形成了极大冲击。因为,刘扬也是帮助刘秀在河北立足的关键人物。在刘秀与王郎争夺对河北的控制权之初,“真定王刘扬起兵以附王郎,众十余万”,当时,刘秀的势力有限,拥众十万人的刘扬举足轻重。刘秀遣人游说刘扬,刘扬乃归降。刘秀对真定王刘扬曾经采取过尽力笼络的手段,甚至于把结发爱妻阴丽华置于不顾，而娶刘扬的外甥女郭圣通为妻。这是标准的政治婚姻:“因留真定,纳郭后,后即扬之甥也,故以此结之。乃与扬及诸将置酒郭氏漆里舍,扬击筑为欢,因得进兵拔邯郸,从平河北。”[1](卷21,《刘植传》)由此可见,刘秀为了笼络河北豪杰,是何等曲意逢迎。而后来诛杀刘扬是因为他“造作谶记”、图谋天下之心暴露无遗,刘秀才密嘱大将耿纯借机加以掩捕[1](卷21,《耿纯传》)。在刚刚处死了刘扬之后,假如刘秀对彭宠的处置过于“刚性”,难免会在河北豪强势力中间引发不安。

刘秀曾经标榜自己“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1](卷1下,《光武帝纪下》)。他处理彭宠之叛的手法,当是例证之一。而这一方法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势使然。从客观效果而言,刘秀的“从缓”处理方式有助于他争取人心,不仅有利于他巩固在河北的统治,而且也为他经略天下创造了有利的舆论氛围。论史者往往愿意比较“汉之二祖”的区别,在这个传统的比较框架内,其实可以增加如此视角:汉高祖取天下,倚重兵事战略与权诈之术;而汉光武帝取天下,则注重道德战略与兵事战略的交互为用。东汉平定天下之后,大局趋于稳定,没有出现西汉前期那般波涛汹涌的多变之局,或许与汉光武帝在开国之战中,就注意道德秩序建设的大格局、大战略直接相关。

路漫漫

第十七讲作业汉——01文馨
    一、谈一下作为君王，如何处理私仇与公义的关系。
答：作为一代君王一定要处理好私仇与公义的关系，公义就是国事，任何情况下都要以国事为重，作为一代君王，国泰才能民安，而私仇在任何时候都只是个人的事情，要以国事为己任，私仇只是个人和加族的小事，要站在国家的立场和高度来看问题，不能斤斤计较，更不能处理不好这重个人的关系，公报私仇，结当营私，要大义灭亲，大公无私，舍弃一切个人的私怨，一心为国，一心为民，处理好私仇和公义的一且事务，这才是一个好的君王应有的最重要的素质。
二、光武帝对待彭宠是否过于不近人情？
答：在光武帝对待彭宠的事情上是有失公允的地方，刘秀在征讨王朗时，彭宠征调骑兵帮助作战，转运粮草，等到刘秀称帝时，他只是提拔了彭宠的部将吴汉、王梁等为三公，而彭宠却没被提拔，使彭宠心灰意冷，朱浮娇矜自用，不接受彭宠的合理化建议，还多次向刘秀进馋言，陷害彭宠，密奏彭宠集结大量军队和粮草，意图难测，还偏听偏信，威胁利诱，最终把彭宠逼到了绝境，这就是刘秀作为一代君王最失败的地方，他不近人情，误国误民，好赖不分。

溪水

资治通鉴中级班汉03-溪水一年级第十七讲作业
1.谈一下作为君王，如何处理私仇与公义的关系。
答：作为一代君王，不能以私废公，公与私的关系本来是泾渭分明，君王应以国事为己任，忘记私仇，举大事而不计小怨。
刘秀在打江山的过程中，处理一系列问题，都特别讲究政策和策略，都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通过案例明确政策，通过政策明确国家精神，这就是崇尚忠义。
二、光武帝对待彭宠是否过于不近人情？
答：在中国古代几百位皇帝中，不论是和开国之君比，还是和守成之君比，光武帝刘秀都是佼佼者，他气质高贵、品德高尚、作战勇猛、心地善良，说实在话，能够跟定这样一位明君，那绝对是三生有幸，他既能够给你指明人生方向，也能够为你提供发展平台，有功他会给你赏赐，有德他会给你爵位。但是光武帝刘秀的理想太大，不是一般人都能看得懂，尤其是当人们的心田被利益、忌妒充满的时候，就更看不明白刘秀的为人了，彭宠就是这样的势利小人。
彭宠和刘秀的关系是不错的，但是后来刘秀追击铜马农民起义军，亲自来到了渔阳，见到了彭宠。彭宠认为自己功劳很大，没有我彭宠就没有你刘秀，你应该怎么报答我？刘秀对彭宠也就是以礼相待，并没有表现出特殊的热情，彭宠非常不满。

    彭宠和刘秀根本不能比。刘秀是个有大理想的人，他出生入死地战斗，那是为了建立一个真实、正义、美好的理想社会，为此他少小离家赴长安求学，看透西汉政权的欺骗本质后，他冒着失去爱情的危险，回家务农，准备隐遁一生，在最困难的时候也绝对不会和骗子合作。而彭宠是官宦出身，他是高干子弟、官二代，在父亲被王莽杀害的情况下，他居然费劲巴力来到王莽手下做官，后来还参加了王邑的军队，前去镇压刘秀等人领导的绿林军，彭宠在大是大非繁体上可以说一点见识都没有。
刘秀即位当了皇帝之后，吴汉、王梁等人跟随刘秀征战沙场，都得到了三公之位，而彭宠仍然是地方官，没有功劳，也没有升迁，他叹息说：“我功当为王；但尔者，陛下忘我邪？”此时北方多经战乱，一片荒凉破败，渔阳还算比较完整，社会比较稳定，商业比较繁荣，彭宠手里集聚了不少财富。幽州牧朱浮是彭宠的上级，对彭宠很不放心，多次举报彭宠的不法行为。光武帝建武二年，刘秀征召彭宠，彭宠也感觉到朱浮对自己不满了，他要求和朱浮一起前来，还想联合吴汉、盖延支持他的主张。此时刘秀正在东征西讨，朱浮转运粮草，吴汉、盖延带兵作战，根本不可能前来和他三头对案，刘秀没有同意彭宠的要求。
彭宠有个奴隶名叫子密，对彭宠多有不满，看到光武帝刘秀对下人非常不错，跟着刘秀比跟着彭宠强多了，他决定杀掉彭宠投奔刘秀。建武五年，彭宠正在斋戒，子密等三人把彭宠绑在了床上，让众将四散回家，收拾了彭宠的财宝，杀掉了彭宠夫妻二人，投奔了刘秀。
    刘秀实行的确实是草根路线，喜欢任用那些出身寒微、为人正直、追求理想、英勇作战的人，但对子密等人这种贪图功名、掠取财物、弑杀主人的人还是有所保留的。刘秀想了半天，加封子密为不义侯，意思是太不仗义了。
彭宠死后，他的手下人立彭宠的儿子为燕王，还想坚持，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国师韩利杀掉了彭宠的儿子，向刘秀投降了，彭宠被灭族。

2532546006

汉11疏雨滴梧桐
1.谈一下作为君王，如何处理私仇与公义的关系。
答：作为君王，必须怀有大义，把公义放在第一位，才能让天下服务于你，从大处着眼，大处入手，弃小我，要大我，方为君王典范。
2.光武帝对待彭宠是否过于不近人情？
答： 刘秀何以有意贬低彭宠？一方面，可能出于他对彭宠的不信任。在刘秀势力弱小，王郎声势较盛之时，彭宠对刘秀的支持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彭宠似乎自始即带有犹豫之情。在官属皆欲附王郎时，彭宠不能定夺，在吴汉等人的说动下支持了刘秀，却只派遣吴汉、王梁等南下追随光武，自己镇守渔阳，在刘秀看来可能并非倾心向己。可以说，彭宠之叛从根本上是刘秀处置失当而酿成的。自古，君王为了权势，都有人做牺牲品。

青青儿

资治通鉴中级班一年级汉09-青儿第十七讲作业

1.谈一下作为君王，如何处理私仇与公义的关系。
答：做为君王，要有超乎常人的胸怀，要站在国家的高度和立场对待私仇，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任何时候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做为一个君王的必备素质。本朝太祖就是这样的英明典范。很多国民党将领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但到最后关头，他们能幡然醒悟，放下屠刀，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贡献，就对他们网开一面，不计前嫌，所以很得人心，吸引了很多做过坏事的人悬崖勒马，站到人民的阵营里来，这就是一个伟人的度量和胸怀。刘秀比起本朝太祖，太小气了，这也致使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远远逊色于本朝太祖。
2.光武帝对待彭宠是否过于不近人情？
答：光武帝对待彭宠的做法，可以说是刻薄寡恩。王郎之乱，如果没有耿况和彭宠大力相助，是无法平定的。天下刚刚稳定一些，光武帝就把彭宠放在一边，似乎已经遗忘了，却把年少浮躁的朱浮提拔在彭宠之上，彭宠怎么能不怨恨呢？泄漏朱浮奏章以激怒彭宠，迫使其反叛而诛灭之，实在不知道光武帝是何居心。或许彭宠当初发突骑帮助光武帝讨伐王郎时，并没有坚定的信念，只是被吴汉、王梁所胁诱，而耿况、寇恂又跟在后面怂恿他才发兵的，因此不算功劳吗？可是，当时天下豪杰蜂拥而起，纷纷称帝称王，刘秀只是群雄中的一个而已。难道别人必须要在滚滚风尘中认准刘秀这个“真龙天子”，而义无反顾地前来投奔吗？既然彭宠为自己立过大功，解救过自己的危机，则本来就不应该忘记他。光武帝能容忍其他势力的人前来投降（如朱鲔、鲍永），却始终对彭宠心存芥蒂，究竟是为什么呢？
彭宠不得善终，也有自取其祸的因素。耿况当初投靠光武帝，也是寇恂推动的。他觉得听从寇恂的意见后，立即派自己的儿子耿弇亲自统兵而来。与光武帝会面后，耿弇无所回避而密陈自己的意见。因此寇恂虽得重用，却不能掩盖耿况父子对光武帝的忠诚。彭宠则不然，他接受了吴汉和王梁的计策后，就派遣吴汉和王梁为将，拨给他们军队，结果成全了吴汉、王梁的大功，而自己却没有份。吴汉和王梁驰骋于中原，而彭宠自己安坐渔阳郡。他为什么不亲自出马，反而把刀子交给别人？彭宠还不至于愚蠢到这种地步，显然他心中有犹豫不决之情存在。大概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光武帝成功了，则吴汉和王梁为自己挣了一份功劳，因为他们是自己派出的。如果光武帝失败了，则由吴汉和王梁承担灾难，他自己照样能稳坐渔阳郡置身事外。像彭宠这样姑且投靠别人，同时又不尽力，给自己留后路的人，是犯了英明君主的大忌。《易经》云：“需于泥，致寇至”。身处乱世时的去与就，只能以义决定，义定而守信，则虽凶但可以无祸。“需”，也就是等待、观望、首鼠两端，这是事业成功的大敌。彭宠的悲剧，并非是一朝一夕而形成的。尽管如此，如果光武帝不苛求其心迹，而表彰其功绩，以不忘患难之初心，则情理自顺。在这件事上，光武帝的确是显得刻薄寡恩。

清溪曼舞

汉10-无痕
本期作业：
1.谈一下作为君王，如何处理私仇与公义的关系。

答对私仇，刘玄已成为阶下囚，这个册封仅存在象征意义。但刘玄曾经杀害光武帝的哥哥，排挤迫害为他立下大功的光武帝。如今光武帝这样对他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新近守寡，刘秀和她一块儿评论朝臣，暗中察看她的心意。公主说：“宋弘的威仪容貌，道德气度，群臣没有人能赶得上他。”刘秀说：“我正计划这件事。”不久宋弘被刘秀召见，刘秀事先让公主坐在屏风后，然后对宋弘说：“谚语说‘地位高了换朋友，财富多了换妻子’，这符合人情吧？”宋弘说：“我听说，贫贱时的朋友不能忘记；贫贱时的妻子不能分离。”刘秀回头对公主说：“事情办不成了！”公义，刘秀发布诏令：凡被王莽新朝废除的刘氏皇族列侯，全都恢复原来的封国。对于归降的刘氏宗亲，光武帝都给与了妥善安置，包括昔日仇人刘玄的儿子，这是真心恢复汉朝天下的气度。
2.光武帝对待彭宠是否过于不近人情？

答：光武帝对待彭宠的做法，可以说是刻薄寡恩。王郎之乱，如果没有耿况和彭宠大力相助，是无法平定的。天下刚刚稳定一些，光武帝就把彭宠放在一边，似乎已经遗忘了，却把年少浮躁的朱浮提拔在彭宠之上，彭宠怎么能不怨恨呢？泄漏朱浮奏章以激怒彭宠，迫使其反叛而诛灭之，实在不知道光武帝是何居心。